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幾天前發表了一部影片，大力稱讚中國的防疫成果，批評台灣的治理能力、認為台灣人需要「思想上的疫苗」，最後還順便認可「兩岸統一的問題，是所有中華兒女的歷史大業」。 影片上傳之後當然在台灣引發巨大批評聲浪。例如有些人指出，台灣難以購買疫苗明明是中國造成的，如今疫苗「不夠」卻說成台灣政府無能；或者影片聲稱「中國以人民的生命為主」，好像新疆集中營、器官販賣、香港抗爭時期黑警作為，以及最近關閉性少數群組的事情都不存在一樣；或者COVID-19明明就是中國政府隱匿疫情才會蔓延全球，卻完全不提極權政府在這方面的高風險；或者中國至今都不開放獨立調查疫情，其實根本不知道防疫能力究竟「多好」等等。

答案是，這取決於你討論的是哪種自由主義。 在西方政治思潮中，自由主義（liberalism）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佔有重要地位。然而，自由主義並不是單一概念，不同的「自由主義」間，內容可能重疊，也可能南轅北轍。比方許多人可能會有疑問：自由主義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進步或是保守（若我們先將右派定義為重視個人有選擇自由並負起責任；左派允許政府為了公平與平等去限制自由）？

社會運動近年來吹起「無大台」號角，以小社群由下而上的參與，取代由領導組織由上而下的動員與指揮，因為有論者認為，由大型組織領導的運動扼殺了內部成員的聲音。 一般而言，人們參與社會運動是為了拒絕服從於社會的一些陋習和不良的規範，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參與運動本身卻又是服從於另一個組織和團體。抗爭理應是個發聲的場合：人們能夠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有些人反而感覺自己只是換一個場域被利用、被限制。

我知道我是「台灣」哲學家——我確定我是台灣人，也認為我是個哲學家。但我是「台灣哲學」家嗎？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從大學到研究所到現在，我都是做分析哲學的。身為當代重要的哲學學術傳統，分析哲學有它自己的一組思想家、著作、話題和研究法。我第一次認識這個「台灣哲學」的標籤，來自幾年前洪子偉與他人合編的兩套文集：《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與《啟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

沒有言語則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批判，沒有批判則不能達到事物的真相。 ──洪耀勳（1903-1986） 近年來，台灣的本土語言運動方興未艾。不論是藝術文化，抑或是哲學思想，儘管仍因某些偏狹見識制限，但都越來越能夠在主流社會中有創作跟思辨的空間；上個世紀身處在日本植民時期的台灣哲學家洪耀勳，曾在1932年於《台灣新民報》發表〈創造台人的語言也算是一大使命〉，提出其就台灣語言的看法

網路上的性別議題常常吸引兩類立場完全相反的人：女性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的實際討論往往不會有什麼進展，甚至根本不在同個「頻道」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某些女性主義相關詞彙的誤解。這篇文章並不打算探討溝通不良是誰的責任，僅說明常被誤解的相關詞彙，希望降低未來人們在討論上的溝通成本。

我以前曾覺得，保存傳統沒有任何意義：人總是要向前進，希望維持傳統的人只是被懷舊的情感牽著走、不希望跟隨自己長大的事物消失，重視物質生活、追求效益的現代人似乎不應該在乎這種感性。現代社會尊重每個人自我表現的自由，我不強迫你改變文化，你要消極抵抗其他文化也行，但別來吵說要大家依據你的個人喜好來積極保存特定文化。

笑話理應是百無禁忌，但是當笑話的內容具有冒犯性，或是合理預期會冒犯人時，就有了道德上的疑慮，例如時常引起爭議的火烤（roasting）段子及地獄哏。 反對冒犯性笑話的人會認為，笑話的冒犯性是不必要的，而且不是笑點來源，甚至不道德的笑話是不該笑的；若我們不該冒犯人，那為什麼可以說冒犯性的笑話？支持者則會強調冒犯性笑話「能衝撞道德規範促進思考廣度」、「段子有寓意或道德意見」的功能，或是訴諸「言論自由」，甚至是「資格論」、「沒幽默感」等說辭來進行辯護。 對於明擺著就是沒有前述功能（或正面意義）的冒犯性笑話來說，正方的理據似乎幫不上什麼忙。不過，這篇文章偏偏要試圖說明，在一些條件下，哪怕是明擺著就「不對」的笑話也可能值得笑，而且再下三濫的冒犯性笑話都可以說。

假設有個樂透活動，在一千萬張彩券中抽一張得獎。因為中獎機率極低，所以對於每一張彩券，我都可以合理相信它不會中獎，然而依照規則，我又應該相信至少有一張會中獎，這會構成矛盾嗎？在先前文章裡我們討論過，若透過放棄「合理相信原則」來解決樂透悖論，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以及那些方案會有哪些後果，有些後果看起來不是很讓人滿意。在這篇文章，讓我們來考慮以「封閉性原則」開展的另一解題方向。

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交誼，從學術討論上人類的各種社交行為，到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聯誼結社，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德國民法暨法律史學者 Otto von Gierke（1841-1921）亦言，「人之所以為人，乃思為人與人之結合」（Was der Mensch ist, verdankt er der Vereinigung von Mensch zu Mensch）。廖文奎，不單作為戰後台灣獨立理論的奠基者，亦是芝加哥實用主義等學說述以實踐之學人，其不斷從理論與實踐中論究人的社會行為及群體關係，乃至政治共同體的建構，其曾於《比較公民訓練》（1936） 闡明對於人的群體社會行為，並且高度評價「學識」在政治共同體建構——以其言為之「公民團結」——裡的重要角色：

不管多會雕塑裝置繪畫，藝術家也是人，也會犯錯。若一位藝術家做出不應該做的事，我們是否應該改變我們對他的作品的反應呢？上一篇文章我們討論了對藝術家的道德評價會如何影響對藝術品的審美評價。但在「不倫藝術家的藝術」這個議題上，「評價」（evaluation）只是一個問題，還有另一個問題關於「欣賞」（engagement）。我們可以繼續欣賞不道德的藝術家的作品嗎？ 最近有兩本新書在討論「不倫藝術家的藝術」這個議題。威勒德（Mary Beth Willard）的書名Why It’s OK to Enjoy the Work of Immoral Artists直接的回答：可以的！另外一本，馬瑟斯（Erich Hatala Matthes）的Drawing the Line: What to Do with the Work of Immoral Artists from Museums to the Movies雖然沒有把答案寫在書名上，但想法也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