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來了，為何走掉的獨裁者還是能讓人歌頌或恐懼？

臺灣社會走過1947年二二八事件、當年三月中國國民黨政府派軍隊進行全島屠殺「清鄉」，再自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時期，由「恐懼」和「順服」交織成的社會氛圍，深深刻在集體記憶之中。直到1996年臺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正式邁向民主化，面對過去的傷痕，「轉型正義」才漸漸成為受到關注的議題。但遲至2016年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後，從立法、設置專責機關、實際執行政策各層面，「轉型正義」才算正式、有系統地啟動。

不過，提到「轉型正義」，對於部分民眾來說，不但不具正面的社會意義，甚至更像是一句髒話。「拼經濟更重要」、「這是撕裂族群、政治鬥爭」、「要放下、和解，不要消費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這樣的網路留言和批評此起彼落。也有人緬懷「領袖」和過去的「美好」，強調蔣中正父子建設臺灣、帶來經濟奇蹟，應該要看見他們的功績、功過並陳。

如果「轉型正義」對於曾經歷獨裁恐怖統治的社會有「療傷」的正面意義，為什麼有些人聽到「轉型正義」，不是氣到炸裂想要揍人幾拳、要人閉嘴，就是嗤之以鼻覺得是政治操弄、一點都不重要？如果社會已經進入民主化，又為何有些人不但不想討論如何撫平過去的社會傷痕，還回頭歌頌獨裁者的「偉大」，讚揚他們統治時代的「輝煌」，形成了一個「平行宇宙」？

蔣中正父子雖然已經走了，但當時為了他們施行統治而造的神話，強制人民接收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透過情治機構、法律制度、政治審查、檢舉獎勵等機制對社會進行的控制和對人民心理狀態的影響，仍然沒有完全退場。換句話說，獨裁者的「權力」不會輕易因為他掛點了就煙消雲散，而是有持續影響的穿透力，這就是「權力」的強大。

關於「權力」這只魔戒

電影《魔戒》上映後，片中那只威力強大又能迷惑人心、得到它就能稱霸天下的暗黑戒指，後來普遍被用來當作「權力」的比喻。大眾對於權力的想像，普遍也著重在擁有能強迫其他人順從、能予取予求，以及能造成毀滅的力量。而以現實的角度來說，極大化的「權力」則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和力量，制定具強制力的法律，能用政策來進行資源取得或分配，更具有警察、軍隊等可以實際「要你命」的武裝力量。正因為政府擁有強大的「權力」，在施行民主制度的國家中，也相對重視制衡、監督的機制，防止「權力」被壟斷濫行。

在「權力」清楚可見的強制力量之外，法國社會理論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知名著作《規訓與懲罰》中，透過研究學校、軍隊、監獄如何透過確立規則、訂定教條、訓練行為、施行評分制度和相對的處罰，讓成員主動適應體制，最終成為維繫「權力」運作的一份子。傅柯指出，「權力」其實包括更加複雜細膩的運作方法，能讓要控制的「標的」在被迫之外還長出自發的配合和支持，「權力」的影響不但穿透個人，而且無所不在。

不過，任何「權力」在達到久遠又無所不在的效果前，都有其形成和確立的「登場」過程。傅柯的研究指出，在統治者學會運用各種規範、訓練和「再訓練」（譬如監獄）打造「柔順」的人民之前，動不動就拿刀用槍、以公開形式「懲罰」散播恐懼，是施展「權力」的重要方式。

權力恆久遠 鑿痕永流傳

才翻開《規訓與懲罰》這本書，傅柯先拿出來講的就是無比血腥的酷刑場景。18世紀一個叫達米安的人因謀刺國王，除了被押到巴黎教堂前公開認罪，接著還被送到另一個廣場，在「鄉民圍觀」之下，被燒紅的鐵鉗撕開四肢的肉，拿著暗殺武器的手被硫黃燒焦，再用4匹馬扯裂四肢，最後焚屍揚灰。

回到1947年三月的臺灣，也上演著同樣的殘殺和酷刑景象。畫家陳澄波代表民眾前去嘉義水上機場跟軍方談判，隨即遭拘禁刑求，兩週後被押到嘉義市區遊街示眾，於火車站前公開處決、曝屍一日。律師湯德章，因參加「二二八處理委員會」，3月中被逮捕、刑求，最後被押到台南市區遊街、公開槍決，軍方不許家屬收屍，曝屍三日。剛接手統治的中國國民黨政府，藉由殘暴鎮壓，告訴人民「誰是老大」，確立「權力」。

在國民黨政府用極端手法展現「意志」，要人民「認識」與現在統治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後，接著展開超過40年的「白色恐怖」統治，用深入日常生活監視、檢查、處罰的恐懼，加上規範、訓練讓人民「相信」只要順服、配合就能相對安全，並在習慣於打造出來的「秩序」後，甚至主動扮演維護的角色，成為「抓耙仔」舉報可能的「匪諜」或是「臺獨人士」。

作者小時候曾經歷戒嚴、解嚴和總統直選，威權統治將「權力」深入日常不停「訓練」人民的各種景象，到現在都還印象深刻。譬如，到學校時老師會要求看到「蔣公」銅像要停下腳步、鞠躬；曾經歷過長輩大聲批評政府時，被另一個長輩制止要求「不要再說了會被聽到」；蔣經國過世時，進學校看到老師全都戴孝、哭喪著臉，電視還因此變成黑白畫面；看電視轉到「莒光園地」節目，內容在強調海外臺獨人士、島內黨外人士、中國共產黨是「三合一」敵人，革命軍人要致力消滅這些敵人。

時至今日，雖然上面說的這些事情都已成了歷史，但對於曾更深刻生活於「威權統治」時期的世代來說，「權力」鑿痕所留下的記憶，並不是那麼容易消除。而對於後面誕生的世代，學校教育中的「殘影」、政黨及族群認同、家庭教育等因素，則讓「威權」有繼續發揮餘威的空間。

綜合起來，無論是在恐懼下接受獨裁者打造的「廉能勤政」、「經濟奇蹟」、「治安良好」等政治宣傳，並生成了「不要碰政治」的自我審查心理機制，或是因受益於獨裁政權而信服統治者的價值，透過教育體制、集體記憶的持續傳遞，都讓獨裁者打造的「權力」在民主時代仍能續存，形成了還在緬懷「領袖」和威權時代的「平行宇宙」。

消解「平行宇宙」獨裁者才會真的離開

電影《再見列寧》，描述1989年生活在德國統一前、東德境內的一個家庭。身為東德共黨政權支持者的母親克莉絲蒂安，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夕心臟病發陷入昏迷，清醒之後，柏林圍牆早已倒塌、東德共黨結束獨裁統治幾乎已成定局。醫師建議兒子亞歷山大，不應再讓母親受激烈刺激，否則會有生命危險。為此，亞歷山大在鉅變的社會情勢中，努力維持東德「一切如常」的假象，用盡各種方式為克莉絲蒂安打造「平行宇宙」，避免她心中的世界崩解再受刺激。

雖然電影中，亞歷山大是因為母親的病情才打造「平行宇宙」，但進入臺灣的現實生活，許多人心中則是一直存在這樣的「平行宇宙」，或許是基於身體裡還殘存著自我審查的「小警總」，也或許，是真心認為「威權統治」打造的一言堂秩序比較簡單，渴望獨裁強人解決所有問題。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為什麼會出現「臺灣就是太民主才會這麼亂」這類批評，或是完全不認為拆除蔣中正銅像這個威權象徵、重現「威權統治」時期歷史真相、對協助獨裁政權壓迫人民的軍警特務究責，這些「轉型正義」工作有任何重要意義。

獨裁者走了，但獨裁者打造的「權力」至今還沒完全消退，也留下許多未解的問題和社會傷痕。這也是為何，對包括臺灣在內有相似經歷的國家及社會，會思考和採取以「轉型正義」作為解法。透過徹底面對過去，釐清在「噤聲」年代被淹沒的真相、應該負責的對象，把獨裁者施展「權力」的各種過程、方法攤在陽光之下，讓社會集體討論、反省，思考如何才能不再發生，並為國家的「權力」劃下一條紅線，獨裁者及其遺留的「餘威」才可能真正「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