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學者吳介民引述研究：台灣社會反中運動的主力，在 318 前就已由傳統臺派轉向年輕人
【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
2014 年發生的 318 太陽花運動對臺灣的政經發展產生巨大影響；而 10 年來臺灣的社會運動環境在 318 運動前後，產生哪些變化？中研院學者吳介民指出，他的研究發現在 318 發生前，台灣社會反中運動的主力，就已經由傳統臺派轉向年輕人。他也強調，從 2012 年開始到現在，領導臺灣抗中運動的主體都是公民團體、公民社會，即便在現在民進黨執政仍是如此。
由 10 年前參與發起 318 運動的主要團體改組而成的「經濟民主連合」在運動 10 週年之際舉辦一系列座談活動，其中在上（3）月17日，舉辦「失落的共同體青年，待鞏固的社會團結與經濟民主」座談，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分享。
吳介民表示，他希望透過研究，理解如何把 318 運動的週期，與過去 20 年左右的社運大型週期放在一起看，並標定出 318 運動在整體社運週期中的位置。他透過收集媒體資料，以 2000 年至今不同類型的抗爭運動參加人數與時間變化作分析；他表示，在 2011 年之前左右，關於中國因素的抗爭，與其他議題的運動相較，人數是最多的；從人數上來看，參與抗中運動的總體人數，就佔了4分之1，而且他採用的數據來自《聯合知識庫》；吳介民認為，即便是像《聯合知識庫》這樣偏向「非本土觀點」的媒體，呈現的數據還是很驚人。
至於其他過去 20 多年重要的社會抗爭議題，如土地徵收抗爭運動、反核運動、洪仲丘相關事件、同志平權等，主要發生的高峰、參與的人數，都在 2011 年之後才比較高；他說，「在 2011 年、2012 年之前的階段，其實中國因素的抗爭是非常孤單的」；此外，中國因素的抗爭，在之前的階段，人員組成是以老年的臺派、獨派為主；他們關於臺灣獨立的價值觀，屬於前一個世代的臺獨概念；包括組織網絡、人際脈絡也還是屬於前一個世代，從黨外一直到民進黨成立前期階段的社會網絡為主。
吳介民發現，到了 2011～2012 年之後，「發生了組織上的跳躍」；過了這個階段後，參與政治運動，特別是從事臺派運動的參加者、以及對本土的認同上，年輕人都快速增加；他也認為，過去這 10 年，很多事情都是一起發生的，包括運動的年輕化，社群媒體的大量爆發等等。
在人員組成方面，吳介民觀察到，這些從事抗中運動的組織中，很多幹部同時也參與反土地徵收、反核、聲援洪仲丘，或同志平權相關運動，所以他們組織網絡的重疊性很高，這也是 2010 年代與 2000 年代不同的地方之一；在 2000 年代的非中國因素運動中，有樂生療養院運動，其中很多參與者到今天都還在運動現場，但當時樂生運動的很多幹部，並不會參與上一個世代的臺獨運動；不管在價值觀、人際網絡上，幾乎可以說都沒關係；但到了 2010 年代，政治抗爭就與社會運動產生了交織協力的關係；在運動場域，各種抗爭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高峰，就在 2012 到 2014 年。
對於抗爭主力族群的變化，吳介民也提出他的觀察做舉例：在 2012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有一次動員遊行，他從頭走到尾，把參與人員組成看過一遍，當時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便那場運動本身的中國因素性質非常強，但在那時，「中國因素」一詞還不像現在會明白地講出來，而是若隱若現的狀態。但他進一步發現，站在隊伍前面的都是年輕人，然而到最後，可以看到中老年人組成的團體；由此可見，站到第一線處理中國問題的運動者，已經從中老年人，變成了年輕人；這些老一輩的本土運動者，很讓人值得尊敬的是，他們願意殿後，讓年輕人打頭陣。
吳介民總結認為，抵抗中國因素的領頭羊，一直都是公民團體，而不是民進黨；從 2012 年開始到現在，領導臺灣抗中運動的主體都是公民團體、公民社會，即便是現在民進黨執政仍是如此。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呂建德，則認為 318 運動仍是一個未完成的政治計畫；它混雜了反對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威權資本主義對臺灣社會的入侵、成功阻擋臺灣被整合進中國經濟體系。但是因為後來民進黨仍然偏右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等因素，導致階級流動趨緩，以及青年的低薪、高房價問題，民進黨政府在社會與世代不均問題因應不力，伴隨中國抖音等社群媒體被廣為使用，促成民粹主義、引發以臺北市前市長柯文哲為首的台灣民眾黨的崛起。
陽明交通大學人社系副教授林秀幸則認為，有媒體在檢討 318 運動 10 週年時質疑，318 運動讓臺灣從此反中，但是並沒有因此加入其他貿易組織；又有意見提到臺灣這種靠國際經貿的小國，需要靠 FTA（自由貿易協定）。她認為這些說法都流於表面，把經濟議題簡化為貿易問題，無視臺灣經濟體質是否經得起考驗。她認為，臺灣產業結構的問題遲早需要去面對，318 運動只是提早催促大家面對這問題；這問題有沒有解決，是後來執政者的責任，卻不能因此認為，「因為轉型不顯著，318 運動就不應該發生」。更何況，「中國對臺灣的政治野心，我們不需要自我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