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張芳聞攝影；右圖／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台灣名義上解嚴至今已有35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在選舉程序、政治參與方式上都已經相當民主，2022年在《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也高居全球第8，屬於「完全民主」，排名甚至超過美加英法這類老牌民主國家。
但台灣人的政治心態真正民主了嗎？一個民主的社會除了嚴守民主程序以外，還需要哪些民主意識？民主的心態如何產生，與威權心態有何不同？鄭南榕基金會最近陸續整理鄭南榕的手稿，我們發現，鄭南榕1983年在兩篇文章中所批判的威權心態，似乎一路跨越了40年，甚至到了今日的台灣依然相當普遍，而且可以解釋這三、四年來台灣在面對威脅時，為何會陷入掙扎。
鄭南榕在創立《自由時代》週刊之前，常為黨外雜誌撰寫文章。1983年3月1日《民主人》雜誌刊出了〈與國民黨立委林鈺祥辯論黨外問題〉，鄭南榕先是在這篇文章尖銳的指出，台灣為什麼應該開放黨外參與政治跟建立新黨，之後又在同月26日的《生根》雜誌上撰文〈黨外民主嗎？〉，批判部分黨外人士對民主的想法有嚴重的威權思想。從先後刊出的這兩篇文章，可以明顯看出鄭南榕的核心關懷。
他認為當時的台灣已經足以開始走向民主化，建立政黨是走向民主的必經之路。國民黨以各種話術說台灣當時時機不對、資格不夠，以此阻止黨外組黨，其實毫無道理。
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以台灣人民及黨外對民主社會的想像，如果真的組了另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內部能不能民主也需要自我警惕。因為如果黨外真的組成了新的政黨，但討論方式卻跟國民黨一樣，最多也只是在奪取政權而已，對於民主的貢獻相當有限。
對於鄭南榕而言，意見討論和投票選舉的過程有沒有民主化、是不是由下而上，遠比黨外得到幾個席次、國民黨與黨外如何協商都重要太多。如果討論方法是不民主的，所謂的協商只是黨外跟國民黨在「分贓」。
時任國民黨立法委員林鈺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民主不要躁進！國家會滅亡！」
1983年，戒嚴仍壟罩著台灣，美麗島事件已過去三年多。在〈辯論黨外問題〉一文中，國民黨立委林鈺祥指稱這個事件走的是群眾運動路線，對社會秩序有害，因而得不到執政黨以及社會大眾的信任，更不用說讓黨外組成一個新政黨了，因為國民黨認為，當時的黨外並沒有能力提出當下立即可用的政策，不夠有建設性、也不夠積極穩健，「黨外要先盡反對黨的義務，才能要求組織黨的權利」。
國民黨一直以社會條件不夠、民主文化有問題為由不准黨外組黨，但鄭南榕在〈辯論黨外問題〉一文中駁斥，台灣經濟跟教育條件都已滿足，國民黨禁止組黨，只是害怕對面的共產黨而已。結果也是因為這篇文章被人舉報，鄭南榕從此被黨國體制盯上。
當時的國民黨認為政治是從上而下的，整個國家應該聽從中央的決策，並選出有效率跟有能力的人去執行。好的政策是必須當下就能執行，而且看得到效果。這種思維極為排斥異議，對討論極為沒有耐心，看到任何批評都懷疑是要顛覆政權。而且無論是刻意為之還是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當時實質上施行威權統治，卻又同時對國內外宣稱自己是「民主中國」的國民黨，經常把「民主政權」等同於「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於是所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思想跟行為，就全都變成了在危及民主。這種打著民主的旗號傷害民主的話術，史丹利在《修辭的陷阱》稱之為顛覆型惑眾妖言。
這時如果有人以民主理論或其他國家的民主實務，要求開放言論或參政，國民黨就會搬出各種話術，說台灣民主還沒成熟、人民還沒滿足條件，甚至說操之過急的民主會成為對岸中國入侵的後門，例如「他們（共匪和台獨份子）只是假藉民主之美名，來埋葬我們明天的民主，他們要你今天拼命擴大自由，而明天讓你喪失所有自由的陰謀，我們不得不堤防。」這種「民主過快會摧毀民主」的說法，很難讓人不聯想到赫緒曼《反動的修辭》裡面的危害論。
這種思維甚至瀰漫到當時的黨外，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就指出，當時就連爭取民主的黨外，都有一些人認為民主不能躁進，推舉候選人時應該服從黨外中央的決定、黨外只要比國民黨更民主一點點就可以。
但鄭南榕認為民主運動不是這樣。追求民主的人不應該放棄主動，不應該把民主的困境歸罪於他人。因為中共永遠不會變得民主，如果台灣的民主程度要取決於中共有多民主，那麼追求民主的人就會被不民主的國民黨同化，民主永遠無法往前邁進。
他在文中多次強調，黨外必須要建立主動自發的民主心態，「有什麼樣的『民主心態』，就會建立什麼樣的『民主程序』」。 「一旦不能夠自動自發，民主自然就大打折扣，水準也就往下降。」
鄭南榕在文中多次強調，黨外必須要建立主動自發的民主心態。〈黨外民主嗎？〉一文刊登於1983年《生根》雜誌中。 圖／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取自鄭南榕基金會臉書粉絲專頁
「亡國感」背後的威權遺緒
有趣的是，以上的脈絡都發生在40多年前，但類似的說法近幾年卻依然可見。
例如2018年之後，台派與進步派就經常掙扎是否要繼續「網內互打」。2018年的公投與縣市長選舉在結果上嚴重失利，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台派與進步派的內部意見分裂，所以面對國民黨復辟跟中共的國安威脅，首要之務應該是團結抗敵，鞏固民進黨的長期完全執政，穩固了政權之後再來逐步實現進步改革。在那之後，許多爭取環保、人權的團體就經常被「抹紅」、「抹藍」，甚至一度被稱為「中共同路人」。
這種「亡國感」焦慮背後對於民主的潛在不信任，其實跟鄭南榕在1983年兩篇文章批評的對象異曲同工。他們都認為自由的意見溝通可以輕易被專制集團入侵、認為進步改革要「看時機」、要在政權「夠穩固」的時候推動改革，理想才能真正實現。
但專制集團入侵民主之後，到底可以做出哪些顛覆？怎樣的時機才「夠好」？什麼時候政權的穩固程度才「足以」實現改革理想？他們很少給出明確的答案。
當然，許多證據都證實，中共確實以各種代理人影響台灣民意；許多國家的選舉經驗也提醒我們，輿論與選舉操弄的確可以讓人民在錯誤的資訊環境下，投出自己並不想要的結果。
2018年的公投與縣市長選舉在結果上嚴重失利，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台派與進步派的內部意見分裂。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但有效防範這些惡果的方式究竟是什麼？究竟是盡可能開放討論，藉此盡早找出所有可能的危險事項然後直接禁止，讓這些事情無論是誰提出都無法得逞；還是因為民眾很容易被滲透，就阻止民眾批評政府、阻止各種「過於激進」的進步改革？
防止威權復辟也是一樣。如果民主已經是台灣大多數民眾的共識，要成功長期防止威權政黨勝選，到底是要開放民意溝通，提早找出施政可以改進的地方開始解決，還是把隱憂壓下不表，直到問題爆開之後變成威權政黨在選戰中的操弄良機？
此外，這種焦慮很可能過於重視一兩次的選舉結果，忽視了民主社會的長期韌性。民主的社會本來就不適合威權政府統治，一個擁有自由報導，習慣自由討論、要求政策都要有充分理由、會去查核事實、檢查政府資訊、重視私有財產權、容納異議、接受多元的社會，對於威權政府來說非常難治理。
去過中國留學經商的人一定知道，台灣的行政體系、市場交易系統、金融系統、司法系統以及人民遵循法規的方式，都跟威權國家差很多。當台灣的體制越來越民主，中國要治理台灣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即使哪一天拿下台灣，也必須額外引進大量的警察和官員來替換整個政府體系，甚至可能比治理中國還要昂貴。專制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穩定統治，如果台灣的民主深化到某個程度，中共甚至可能會放棄統一。
同樣地，當台灣的民主實踐越來越深化，威權政黨想要利用一時的執政效率不彰或者社會動盪來勝選，也會越來越難。
不開始練習民主，永遠都不夠民主
另一種當時常見，至今可能也還相當普遍的心態，就是認為民主討論跟民主治理不需要練習，就能自然而然形成。
當然，鄭南榕所批評的對象並沒有直接這麼說，但光從他們認為民主不要「躁進」、要看時機、要有「建設性」（發言的時空背景相差太遠難以確知原意，但根據善意理解原則，意思應該是要提出當下立即可用的建議），就可以推論出一件事：他們認為參與民主有某條分界線，滿足資格以後政治意見的品質就會跟目前的統治階層一樣優秀，而且在參與之前不需要練習，只要從旁觀摩即可。
這是一種非常威權的心態。這就很像許多長輩會認為年輕人年紀小，感情觀還不成熟，上大學之前都不應該交男女朋友，大學時期也要盡量以學業為重，然後等到大學畢業的時候就開始問，你什麼時候要結婚、什麼時候生小孩？
可惜民主跟談戀愛有共通性，是一種不親身練習就不知道該怎麼做的事情。民主並不是人類天性，要擁有民主，就得一邊移除威權，一邊自己打造。人類不喜歡被管，但卻不是一出生就知道怎麼樣為自己負責；人類在乎平等、公平，但卻不太了解如何實行；人類不是天生就在乎彼此尊重；喜歡鞏固既得利益，而且通常只在乎自己人的利益；人類並不了解，也並不擅長把自己的傾向跟自己的想法好好想清楚；人類很懶惰，如果有人可以幫自己打理得好，就盡量不會去思考複雜的問題（例如國家怎麼治理）；只要有人幫忙打造出方便的工具，自己就不會想動手。
無論是民主還是談戀愛，這些事情無論看多少理論、看多少別人的故事，只要沒有親身參與過都無法知道該怎麼做。人民如果民主程度不夠，主要就是因為欠缺練習，如果以此為由阻止人民參與政治，或者擔心「食緊挵破碗」，反而會讓人民的民主素養遲遲無法推進，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的結尾感嘆，當時的黨外民主確實還有很多毛病，但「別忘了，民主的毛病就是以更大的民主來醫治。」民主必須要「主動自發」。只要不開始練習，就永遠沒有民主。這些呼告至今依然相當受用，因為追求民主是一個運動的過程，沒有什麼「太民主」這回事，永遠只有「還不夠民主」，或是後人忘記了民主的原則。民主沒有終點，沒有預定的方向，只有不斷運動的過程，只要停下來，民主就會死去。
本文原於 2022 年 07 月 15 日刊載在鳴人堂，作者為劉維人、廖珮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