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昇
台南人，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碩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碩士、紐約大學國際法碩士。目前在紐約從事法律業務。
全權負責美國印太事務、被外界稱為「印太沙皇」的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博（Kurt Campbell），幾天前在面對媒體詢問時，再度重申針對臺海局勢的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會對美國整體利益有負面影響。這樣的說法在臺灣當然又引起了各方論戰「到底美國會不會協防臺灣抵抗中國？」。持悲觀（親中）論點的人表示，美國從來不願意鬆口會協防臺灣，這代表了美國只要看到苗頭不對就會放臺灣自身自滅。而持樂觀論點的人則會說，一直以來，美國已經用軍購案給予臺灣最實際的支持了，而其他例如樂山雷達站等軍事設施中，都可以看到美國介入的身影，美國只是嘴上不說但實際上一定會協防臺灣。這樣的解讀空間，正是美國30年來的臺海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所欲達到的效果。
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原本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作廢。在美國國會議員強烈要求下，執政的卡特政府不情不願的簽署了臺灣關係法。在臺灣關係法下，國會宣示臺海和平是美國的外交利益，也應該是國際社會的重要議程。並要求美國政府提供防衛性武器以及維持美軍在臺灣的軍事能力，國會的立場已經接近是毫不含糊地要求美國政府要在臺海發生衝突時介入。但在美國的權力分立架構下，能主動對外宣戰以及行使軍事統帥權的是以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國會不能以法律約束總統是否要採取軍事行動。
在這樣的政治框架下，美國政府在1996年臺海危機時就在臺灣關係法下採取了最為綏靖的解釋，時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奈伊（Joseph Nye）被媒體問到是否會出兵協防臺灣時，他回答說：「要看情況」，那到底什麼情況下美國會出兵什麼時候不會呢？美國政府從來不願對這問題正面表態。往後的幾任政府（小布希、歐巴馬、川普）也都沒有明確的說到底在什麼情況下美國會願意協防臺灣，但智庫以及官員在卸任後大多會主張，美國的底線是“臺灣不獨、中國不武”。所以只要臺灣不是挑釁的一方，那美國會願意出兵協防臺灣。
但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到底臺灣挑釁是什麼意思？對於在小布希政府中服務的親中熊貓派官員（例如包道格、薄瑞光、卜睿哲等）來說，只要臺灣有明確的主權主張惹的中國不高興就是挑釁了，這也是陳水扁時期臺美總是處於一個高度緊張關係的主因。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美國出現了棄臺論或是臺灣芬蘭化的論述。這時期美國的立場是明確的：臺灣必須要跟中國談出和平協議，因為美國不想軍事介入。
但到了歐巴馬政府時，這樣的態度開始轉變。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變，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提出了重返亞太的政策後，臺灣不再是個中美關係有進一步進展的絆腳石而又成為了美國需要拉攏來對抗中國的重要夥伴。即便這樣的政策取向由於後來的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以及國安會主任萊斯（Susan Rice）對於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沒有深化。但希拉蕊柯林頓的政策方向被接下來的川普政府所接受並開展了一系列與中國的對抗。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戰略模糊的地位被重新檢視。美國最老牌的外交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主席哈斯（Richard Haas）在2020年底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戰略模糊是否仍為一個有必要的政策，那篇文章引發了一系列的辯論。而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大部分的外交政策智囊仍然支持維持戰略模糊，他們同時也支持美國更大程度的在西太平洋部署足以威嚇中國的軍事力量。
從歷史上來看，沒有任何人可以在事前保證美國一定會出兵或是不會出兵。比如時代較為久遠的二戰，即便美國與英國有著非常強的同盟，美國也是直到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襲後才全面出兵，在珍珠港事變之前都只是販賣武器給歐洲國家發戰爭財而已。時代較為靠近的例如敘利亞，歐巴馬政府對於出兵的決定反反覆覆，最後僅出動空軍做空襲而已。總體來說，即便美國事前保證會出兵也不代表真的開戰的時候他願意付出百分之百的能量。而相對的，美國沒在事前說會出兵也不代表美國不會使用武力（例如伊拉克戰爭）。
而臺灣現在的情況來看，美國政府嘴上仍然守著戰略模糊政策，但在臺海附近的武力部署卻是不斷擴張。美國可能不願意直接投放地面部隊幫到臺灣協防臺灣，但用其他方式（例如確保臺灣東岸的補給線、在臺海的戰略性轟炸等等）協助臺灣應該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或許更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是，當中國準備要侵入臺灣時，由於畏懼美國的介入而先發制人的攻擊在海上或是在沖繩的美軍，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國內的輿論壓力會逼得美國政府沒有選擇，一定要出兵解決臺灣與中國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