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的！共產黨也會玩選舉！前立法會議員告訴你中國如何統戰香港（下）

上篇：收回領土，要如何收回港人的心？前立法會議員告訴你中國如何統戰香港

防範反華勢力：六四之後的中國對港統戰政策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港人對中國的看法再次翻轉。這場席捲北京的群眾運動和血腥鎮壓，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共，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更深深衝擊了香港人。鎮壓前，香港社會各界舉辦各式各樣的集會、活動以及募款給予北京學生支持，百萬港人頂著颱風，主動上街抗議北京戒嚴，就連香港左派、新華社和中資企業員工也參與其中。當北京發布戒嚴令後，身為中共宣傳機器的香港《文匯報》社論甚至刊上「痛心疾首」四字，以示抗議。

負責中國對港統戰事務的許家屯事後指出，這些行動代表了香港人愛中國，所以他們希望看到中國進步，反對共產黨的人只是少數。他也認為，正因為「九七大限」將至，香港人將國內的民主運動與自身的命運視作一體，看著「六四」，聯想到香港未來可能也有類似遭遇，因而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道出了當時港人的心情。

港人為六四慘況發出怒吼，也感受到「實施民主才能保障權益」，對民主的期望也隨之高漲。這讓中國未來統治香港面臨了極大挑戰。中共不認同六四，也不希望看到民主，無法接受香港聲援六四的行動，嚴厲指責港人不應該妄圖改變中國的制度。

六四以後，「外國勢力顛覆我國」這種被害妄想的想法，在中國領導層中更加根深蒂固。向來敵視、堅定且永遠反對民主的中國政府認為，香港問題已經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一個施力點。英國想藉由香港政治改革來顛覆中國，讓香港變成獨立實體。

不過，對中共來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規劃是未來統一台灣的樣板，中國不能在此失敗，也不能在此退讓，中國更不能讓香港成為外國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要達成這些目標，就需要透過政治制度的設計，讓「愛國人士」能牢牢掌握九七後的政治權力，並抵銷英國推動的民主改革。

面對後六四時代香港民情與統戰需求的轉變，中國政府重整在港統戰隊伍，引進大批新血替換舊人。在這波整頓中，許家屯因與中央路線、觀點不同，也被迫逃往美國。不過，中共仍延續部份許家屯的做法，邀請國際賓客與商人、香港工商界人士前往北京，以修補形象。至於關鍵的政治制度問題，中國則在《基本法》草案中設計立法局制度，確保直選議員權力有限，削減民主的衝擊。

六四時期，香港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與香港的民主派和開明派，被中國認為是與外國勾結反華的組織。為了防範這些「反華組織」，中國在《基本法》草案添加了禁止叛國、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的條文，在法制劃下紅線。但中國對「叛亂顛覆」行為認定向來浮濫，港人對此並不認同。2003 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動以《基本法》第 23 條為基礎的「愛國」立法，反倒引發回歸後首次大規模示威遊行。

滲透基層，維穩回歸：面對民主選舉的統戰新模式

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到九七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中，中英工作小組在各式問題上繼續產生摩擦。1991 年，英方為建設香港新機場，不得不向中方低頭。中國在工作小組的協商中取得了主導權。但英方也非任由中方宰割，首相約翰．梅傑（ John Major ）旋即任命英國保守黨黨魁彭定康（ Chris Patten ）為港督，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再度推動有限度的民主改革。

中國為此大為光火，不僅強硬反對，更發動統一戰線，一面企圖在香港立法局全力否決改革方案，一面對彭定康進行抨擊和公開羞辱，試圖瓦解彭定康在香港的形象。然而，這種粗暴的手法並未收到成效，彭定康在香港民間一直享有巨大聲望。

北京隨後明白：既然選舉無法避免，讓自己能掌握的人馬遍佈政府機構、各級議會，才是掌握香港主導權的唯一辦法。為了贏得選舉，北京培植了大量的個人和團體為回歸後的香港建制服務，商界成果尤其卓著。中國宣稱：「這些人既能促進溝通，也代表港人的利益」。

除了針對社會上層進行統戰，中共港澳工委／香港工委也深耕社會草根階層，培養與街坊人民和各地區頭人的關係，擴大在香港民間的勢力。傳統的親共黨勢力如左派工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等也不斷擴大影響力；民建聯等親中政黨也相繼組成。這些遍佈香港各界的組織與人脈，成為選戰中支持中方人馬的樁腳與群眾。

中共港澳工委在選舉中幕後指揮、協調建制派政黨，並動員統戰外圍組織予以支持。統戰聯盟及其外圍機構為民建聯或中國支持的特定候選人大力宣傳、為候選人提供資金與人力。為了確保這些組織為同一個目標工作，統戰機構與政黨的成員會互相兼職以協調衝突。同時，他們也持續吸收地方領袖加入，以壯大基層實力。

在過渡期，中國成立各種委員會主導各項九七移交、特區政府的籌備工作，特別是選舉特區長官和臨時立法會的「推選委員會」。推選委員會選出中國屬意、惟北京馬首是瞻的董建華成為未來的行政長官，設於深圳的臨時立法會也全是親北京人士。中國更以工作相逼，要求香港公務員支持臨時立法會。

北京也同時安插大量香港菁英進入人大、政協等統戰機構，製造全國統合表象。中國也分化反對派，吸收放棄終結一黨專政政綱的民主派，安排他們參與地方事務，協助統一戰線深入基層發展。但大眾對於這些人毫無好感，認為只是北京的喉舌與應聲蟲。

儘管中國以各種統戰手法，試圖讓香港人失去反抗能力，最終不得不接受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中國實際上仍視香港為外國領土。為求保險，中國仍保留最後手段：潛伏於香港社會的「第五縱隊」——自 1983 年起，大量中國人就透過單程簽證進入香港，深入香港社會各階層。這些進入香港的中國人，在 1997 年前後便已超過 83,000 人。藉著滲透民間的第五縱隊，中國稀釋民主派，強化親中派力量，鞏固、擴大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確保回歸前後的「社會穩定」。

如何讓香港「頑猴」不出五指山？抓緊選舉與資本主義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認定歷史終結於共產主義社會，其分析世界的思考模式「辯證唯物主義」，則允許共產黨在達成共產主義社會前，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加速前進」，包含犧牲千萬條人命。

回歸後，香港人所面對的，不再是奠基於西方自由主義、法治與司法獨立基礎的港英政府，而是奠基於列寧主義的中國政府，其運作的原理，簡言之「黨凌駕、領導一切」。藉著「人民民主專政」與「民主集中制」，中共聲稱其具有代表人民的正當性，對政府、社會的一切進行全面控制。黨領導一切，因此中國就等於是中共，藉著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教育，中共推廣一套讓中國人民接受的新中國文化與社會價值觀。這就是香港於九七後面臨的新宗主國。

而這個宗主國，給香港加上了新的政治秩序，這個秩序有五個主要原則：

• 接受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
• 顧全北京的利益、觀點和憂慮，特別是要維護國家安全，防止「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
• 香港特區政府要由接受新政治價值觀的愛國者領導；
• 香港特區隸屬於北京中央政府，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主；
• 落實《基本法》，包括尊重香港特區殖民時期遺留的以行政為主導而非立法主導的政治制度。

依循著這些原則，香港特區政府管理兩個互相依存的根本問題：資本主義與選舉。中國認為，管理好資本家中的菁英，就意味著管理好資本主義。而資本家的政治傾向往往隨著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改變，因此，只要採取適當的獎勵或懲罰，就可以控制他們及其子女，維護統治集團利益。中共認為，透過由功能界別、分區制度組成的選舉機制將利益集團納入、予以利益平衡，維持現有秩序與繁榮，即可達到管理好資本家菁英的效果。

至於選舉，《基本法》明訂香港最終會實施普選，中國因此積極操作選舉制度與實務，避免「支持民主的反華分子」左右制度，確保親政府聯盟持續當選，令其維護行政主導的特區制度、資本家的利益與國家安全，讓特區制度對中國的利益繼續極大化。

特首為北京辦事，建制派為特首辦事：維護新殖民體制的統戰

在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任內，中聯辦雖發動香港的統一戰線與宣傳機器力挺董建華，中國政府也透過國家力量予以協助，各種方式仍無法挽回董建華失去的人心。

回歸後，香港事務由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掌，駐港機構持續也增加。外交部、解放軍等單位先後進駐香港。由港澳工作委員會主持、負責香港與臺灣統戰工作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則在 2000 年改名中聯辦。

特區政府雖是行政主體，但由於行政長官董建華惟中國馬首是瞻，實際上仍由北京主導。而中央的「民意機構」全國政協、人大的香港代表又多為既得利益者和門面裝飾，中央無人替香港說話。這使得中央政策與香港社會必然有所落差，若因社會貧富差距、官商勾結持續加重，人民無處表達苦痛，新政治秩序就可能動搖。

為了穩固新秩序，中聯辦運用包羅萬象、持續擴展的基層統戰大軍，在選舉時大舉動員，穩固建制派席次，不讓民主派贏得選舉，同時也鞏固特首權威和行政力量。中國也逐步強加香港「愛國主義」枷鎖，意圖讓人們與公務員不敢再有二心。愛國主義同樣檢驗被統一戰線吸收者的忠誠，有無積極回應中國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成為檢驗的一項標準。

中國看待香港事務總有「外敵顛覆」的盲點，他們認為董建華的不得民心，是港英時代的行政部門以消極或者其他方式，刻意阻撓董建華行政，藉此破壞中國的權威。於是，他們迫使「有問題的」高級公務員下台，更藉此削弱公務員權力。

為了確保特區政府得到支持，中聯辦操持宣傳機器、也約束媒體言論、拒絕不友善記者的採訪。召開會議闡明官方路線、通過電話表達對專訪或報導的不滿與關切是他們常用的手段。有關臺灣的報導也受到中聯辦台灣部的密切關注。

不過，香港媒體界在九七後也急遽向北京轉向，以謀取利益。因為媒體所有權大量轉移到成為統一戰線盟友的富商鉅子，他們渴望藉著媒體的服順，得到北京更多優惠。只剩黎智英的壹傳媒反抗中聯辦。

抓住香港，卻抓不住民心的愛國主義統戰

儘管中共積極運作統一戰線，但是中聯辦、北京與特區政府錯估局勢，完全與民意脫節。人民早已不支持董建華，加上記者席揚和愛國記者程翔均以不明所以的「竊取國家機密」理由被捕、「被認罪」，使香港人看清中港之間的巨大鴻溝。

2003 年，董建華強推國安第 23 條立法，中聯辦大幅動員統一戰線盟友和宣傳機器加以宣傳，更以愛國主義標準扣上反對者「不配當中國人」的帽子。對國安立法的疑慮和對董建華的不滿，釀成五十萬香港人上街反對立法的七一大遊行，法案最終延後。

中國高層因此震怒。為了改善民心動向，中共持續強化統戰，公開表達支持港府，更以短期經濟利益安撫民心，推深化廣東與香港經濟連結，將香港吸納進中國經濟體系。然而這招並未見效，2003 年立法會選舉中，左派政黨民建聯大敗，泛民大勝，顯見香港人民渴望普選的心情。

七一大遊行形同逼使董建華下台，專政的中國政府對此難以容忍。2003年年底，胡錦濤在接見上京的董建華時便露骨地表示：中國政府隨時準備好接管香港，強調香港事務必須緊跟原則。香港隸屬於中國，也只有中國有權主導香港政制的變化，香港人無權置喙。

董建華回港後，即建立作為北京傳聲筒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中國藉此進一步宣揚「愛國主義」，不僅將「愛國主義」當作審查政治人物的標準，強調惟有愛國者才是「港人治港」的主體，對 23 條立法反對者、民主派等更大肆撻伐。全國人大更在香港法院未請求的情況下，第一次主動對《基本法》釋法，扼殺了 2007、2008 年實施立法會與特首普選的可能性。

中國為了消除潛在威脅，願意採取具爭議性的手段。對於中國而言，法律服務於政治，而香港的法治必須屈從於此。而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則令黨的決定不容推翻。中國藉著行政專權與統治者的地位擊敗香港民意。但他們認為，對香港人民給予一些安撫寬容是應該的。2005 年，董建華辭去行政長官，由殖民地行政官僚曾蔭權繼任。

2008大選：征服香港選舉的統戰機器

2007 年特首選舉，泛民首次派出挑戰者，與曾蔭權競選。為保連任，北京全力動員幫忙曾蔭權助選，更同意曾蔭權提出的政改方案：2017年普選特首，而特首之後可以普選立法會議員。不過，這個承諾最終仍然被北京收回。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空前激烈，令我們更加能夠認識中國統戰機器如何操縱選舉。中聯辦成為選舉中協調與救援的決策者，中聯辦投入的資源、培養、衝突仲裁乃至於保障順序會依中聯辦對各建制派參選人的喜好排序決定。

同時，中聯辦也會迎合中產階級的品味，栽培新面孔與民主派競爭，藉此強化建制派。扶植獨立候選人也是擴大建制派的方法。因為同一政黨名單即使新面孔多，也難以吸引人們全部投給該政黨，而獨立候選人也可以洗去個政黨既有的標籤，吸引到政黨參選人無法吸引的選民。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最終以中聯辦大獲全勝畫下句點。民建聯的曾鈺成擔任立法會主席，中聯辦砸下重金終於得到回報。而透過這場選舉，也能看到港英政府留下的功能界別嚴重削弱了選民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分裂或支持度降低，泛民仍然擁有不小的支持度，這顯示選民相信有必要存在反對聲音，才能監督由中聯辦控制的建制派所組成的立法會。

2008 年選後，中國可能認為自己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中國取得香港主權；「一國兩制」下的行政長官向中國中央政府而非人民負責，權力也越來越大，有能力執行中央的政策；影響社會的傳媒日益親政府；立法會因制度設計而無法發揮作用；反對派仍處於弱勢，遭到滲透且內鬥嚴重，泛民在 2010 年因對曾蔭權政改方案態度不同而分裂； 2008 年的選舉顯示，中國擁有強大的選舉機器，統一戰線能在香港選舉中發揮關鍵作用，確保選舉朝中國所想的結果前進。

「一國兩制」意味著香港絕對遵從北京利益而運作，更必須避免成為外國顛覆中國的基地，因此勢必加強愛國主義的教育與價值觀。 2009 年，一份多人聯名的〈香港再出發宣言〉指出，認同自己是個中國人、在文化上愛中國已經不足，更應該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就意味著必須愛中國共產黨。而這篇宣言的署名者，包括了下一任的特首梁振英。

然而，中國政府及其在港組織乃至特區政府在看待香港問題上的盲點始終未解，許多衝突與利益也因為抹黑與標籤化而難以討論。因此，香港民情仍與北京期待有所差距，最終在2010年代陸續爆發。

香港的啟示與臺灣的命運

《地下陣線》中文版出版於 2011 年。而後，香港的政治局勢更加惡化，港府與民意的差距日益擴大， 2014 年爆發雨傘革命，舉世關注卻無法改變北京態度，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仍舊在直選議席獲勝，卻慘遭港府 DQ ，褫奪六位議員議席。體制內的挫敗、不斷高漲的民怨與北京的日益箝制，終在 2019 年匯聚成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可說是香港與中國間矛盾的進一步爆發，令人心碎難過，卻又為其勇氣讚嘆的場景不斷上演。當年針對臺灣的「一國兩制」，香港人們以肉身證明了這是巨大的謊言：港人治港僅是形式，為北京服務才是特區政府的首要工作。這對海另一邊的臺灣也引起巨大共鳴與警惕。

回顧中共在港統戰的過去與當下，發現理解統戰，不代表能夠抗拒統戰，因為作者最終也進入梁振英政府當官。而進一步反思臺灣去年選舉的結果，不禁驚覺臺灣各界被中國統戰之廣。中國統合了統派與地方派系，利用次要矛盾去擴大社會分裂、弱化中國最大的敵人，讓這些與敵人矛盾的團體與中國代理人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對付敵人，

在宣傳方面，而中國的形象在臺灣被塑造得積極正面…對抗中國入侵的陣營卻被嚴重裂解、抹黑的。筆者過去在〈統戰：一個正在臺灣進行的狀態，還是被汙名化的名詞？〉一文中，即以去年選舉為例， 分析了統戰對臺灣的巨大傷害，而且它仍是進行式。

當然，統戰不是無敵的。面對反送中運動，中國肯定也發動了統一戰線進行分化、反制、打擊、抹黑，意圖瓦解反送中運動。然而在「不篤灰、不譴責、不割席」的香港共同體面前，統戰伎倆已經失效。這證明了若人們明白彼此均是生死與共的共同體手足，那麼中國的統戰就毫無用武之地。

現在，從民眾、專業人士到政治人物，臺灣人開始試圖破解統戰，反制中國的入侵。然而，從喊出「超越藍綠」到「不賣芒果乾」的政客，或者是與中國代理人共同打「學位與論文說謊」的各種團體，透過由中國操控的各種傳媒與通訊方式，致力於替中國化解人們的心防、抹黑我們真正願意抵抗中國的盟友與政治人物。面對中國的步步進逼、統戰機器鋪天蓋地的進攻與宣傳，惟有從了解統戰開始，並堅定自己的心志，記取香港的教訓時也向香港學習，才能夠守住台灣的命運自主，落實「自己的臺灣自己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