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Keren Tan(CC BY-SA 2.0)
朱老闆掌握食品大廠。為了降低成本，他用了許多見不得光的手段，包括使用便宜的原物料（「頭家，你就不要問這個哪裡來的了嘛！不然我再給你打七折好了～」）、省略檢驗步驟（他發現賄賂稽查員比做檢驗便宜）等等。
政治手腕精巧的他，雖然不擔心壞事曝光，但夜幕低垂時往往側枕難眠，他不知道那些原料裡面有什麼，也不知道吃下去之後到底會不會有事，但是他知道，即使有一天他發現那些原料根本不是來自任何種得出來、養得出來的東西，自己也不會意外。
一天，老闆長久奉拜的宗教傳來消息，說要擴大原有的建築。「在更大更莊嚴的地方，我們可以讓更多人一起體驗美善！」導師說道。考慮到老闆的事業，這一點捐獻是九牛一毛，老闆輕易就成為擴大建築的主要「善人」之一：他的名字刻在最顯眼的地方、致謝酒會上，導師的導師的導師親自從壇上走下，跟他握手。重點是，從此之後，雖然廠裡還是用一樣的原料，但他睡得更安穩了。
問題：像例子裡的老闆這種買贖罪券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嗎？
如果宗教贖罪券有效果，這個效果應該是「使人用比行情更低廉的代價取消罪惡感」。老闆因為做了壞事（隱瞞和賄賂）而有罪惡感，那些壞事當然算是道德錯誤沒錯。但是他用來應付這些罪惡感的策略，如果不涉及侵害別人的權益，這是否依然有不道德的危險，似乎有討論空間。
目前我的想法是，贖罪券的效果，一定程度反映了當事人的人格。想想看，若老闆真的是為了取消罪惡感去買贖罪券，至少代表他還有罪惡感。
吳老闆掌握另一間食品大廠，他幹的勾當跟朱老闆差不多。他覺得這些事情都理所當然，他沒有捐助任何宗教，每天晚上睡得很好。
直覺上，我們似乎會認為，比起需要買贖罪券才能消除罪惡感的朱老闆，吳老闆更加邪惡。
方老闆掌握另一間食品大廠，他幹的勾當跟朱老闆差不多，賺得錢也不相上下。在宗教建築擴建時，方老闆跟朱老闆捐了差不多多的善款。但是方老闆發現這根本就沒有用，他還是照樣失眠。
就某種意義上，我們或許會判斷方老闆比朱老闆更有「良心」。當然，如果他最後不敵失眠的痛苦而跑去投案，就更好了。
面對罪惡感的正確方式
在理想的狀況下，我們可能會認為，面對罪惡感的正確方式，就是向社會（或相關人士）承認自己的道德錯誤，並且付出恰當補償。當然，在心理上有一些其他選項可以降低罪惡感，例如捐錢給宗教團體。但這類做法的問題在於：因為你做的壞事而收到好處的單位，跟你做的壞事並不相干。
若你以為這些作為能降低或償還自己的道德責任，我認為這行為展現的道德無知多於道德瑕疵。而那些賣贖罪券的宗教單位，就算他們是無心的，但是也難免造成這樣的後果：收割受害者的苦難，拿錢為加害者消除罪惡感。
我相信許多宗教組織會把錢用來追求他們認定的宗教善（藉由興建更莊嚴的廟堂，比方說），但問題是，這些宗教善之所以是宗教善，就是因為它們仰賴一些並非所有人都能合理接受的世界觀，這讓宗教無法成為道德過錯的合理代償對象。假想這樣的情況：
某個超級保守的基督徒虐殺無神論者同性戀，事後反省覺得自己的手法過於殘酷，為了懺悔，捐了一筆錢給他平常上的教堂。
這對當事人（及相關族群）來說不僅不是補償，而且還是補償的相反。
另一種類似的情況，是做了壞事之後奉獻給其他跟宗教不那麼相關的慈善組織。有效的慈善組織能把你的錢轉換成道德善，但在這種情況下得到救助的人通常也不會是當初被你傷害的人。在台灣，醜聞有時會導致名人投身慈善，即便假設這不是作秀，也不會是恰當的「負起道德責任」的方法。
原則上，只要我們作了自己責任之外的事情來讓社會更好，我們就算是在「做好事」，並且就這件事情而言也「值得受到道德讚揚」，但是這些都不代表我們同時也對過去犯的錯誤負起了責任。要負責，還是必須面對（並且對相關的人承認）錯誤，然後讓應得補償的人得到補償，這才算數。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做好事」也不見得是「事後」做。那些本來就因為常做善事而有慈善形象的人，就算偶爾爆出不法，也比較容易被原諒，這種現象有時候被我們戲稱為「積陰德」的結果。然而，不管是事後補救，還是積陰德，我們都必須記得，這些「當事人額外做的好事」或許暗示了當事人沒有我們想得那麼壞，但依然不代表受害者已經獲得合理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