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沃草烙哲學
有人認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思想，太過於殘忍，根本是基於素樸正義觀的野蠻行為，這些人因此認為刑罰不能以應報為目的。如果應報不是刑罰的目的，那刑罰的目的是什麼？
在刑罰理論的場域中，有另一個被廣泛認可的選項，那就是「預防」。可是，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真的沒有問題嗎？本文認為，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一樣會面臨許多麻煩的問題。
什麼是「預防」？
「應報理論」認為刑罰是針對過去，「預防理論」則認為刑罰是針對未來。過去發生的事已經無法改變，而刑罰是要讓未來更好。刑罰如何能讓未來更好？不同的預防理論論者有不同的看法。
預防理論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前者的預防對象是一般社會大眾，後者的預防對象則是犯罪者。一般預防理論主張，透過刑罰來嚇阻一般社會大眾，讓其不敢犯罪，即所謂的「消極一般預防」；或者，透過刑罰來維持一般社會大眾遵守法律的意願，消除社會因犯罪者破壞法規範的行動而產生的不安，即所謂的「積極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理論則主張，刑罰的施加，是為了降低犯罪者未來復歸於社會後再犯的可能性。
總而言之，無論是哪一種預防理論，他們都認為刑罰應著眼於未來。而且，我們會發現，他們都將刑罰當作是一個滿足「外在目的」的手段，只是外在目的的內涵不同。雖然，最終目的似乎都指向社會安全。
問題一：如何證明外在目的因刑罰而被滿足？
預防理論主張刑罰是用來產生特定效果。刑罰有沒有特定效果，是事實問題，需要實證的支持，而預防理論正是在實證上遭遇麻煩。
最常見的反映社會事實的方式就是統計數字。預防理論論者可能會訴諸統計數字，像是犯罪率／再犯率，去顯示刑罰確實能夠滿足其設定的外在目的，即犯罪率／再犯率的降低。然而，要證明刑罰與犯罪率／再犯率的降低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卻相當困難。
一個人是否犯罪？犯罪者復歸於社會之後，是否再犯？其間牽扯的因素實在過於複雜。犯罪的發生，可能是因為社會結構的扭曲，可能是因為經濟條件的低落，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的惡劣，也可能是基於某些相當偶然的因素。
刑罰對於犯罪率／再犯率的降低的實質貢獻究竟有多大，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甚至，我們可以懷疑，刑罰和犯罪率／再犯率的變動之間，是否根本不相關（irrelevant）？
因此，如果預防理論論者沒有給出好的說法，解決實證上的麻煩，再告訴我們說，刑罰確實能夠滿足他們設定的那些外在目的，那預防理論關於刑罰目的的提案就會欠缺說服力。
問題二：尊嚴的侵害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785）中，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提出一個無條件的道德要求，即人性公式（The Formula of Humanity）：
如此行動，即無論在你的人格，還是其他每個人的人格中的「人」，你始終同時當作是目的，絕不只當作工具來使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頁53）
康德認為，一旦我們違反人性公式的要求，就構成對尊嚴的侵害。但是，為什麼將某人僅僅當作是工具來使用，就會侵害到尊嚴呢？
根據康德的觀點，人作為主體的價值，不同於物作為客體的價值。人，具有尊嚴（dignity），即具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物，只可能具有價格（price），即具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一旦我們將某個人僅僅當作是工具來使用，等於是將其視為純粹的客體，貶低其作為有尊嚴的存有者固有的內在價值。不把人同時當作是人，而僅僅當作是物來對待，這樣就構成對尊嚴的侵害。
聽起來很抽象，讓我們再簡單鋪展一下康德的想法：康德認為，物的價值，總是相對於其被設定的目的而存在。也就是說，某物有價值，是因為能作為有助於滿足特定目的的工具。例如：鉛筆有價值，因為它可以用來寫字；眼鏡有價值，因為它幫助近視的人看得更清楚。
康德主張，這些目的必須由人類設定，因為只有人類是自由的，能依自主意願決定自己的行動及目的。既然物的價值，總是相對於人類設定的目的而存在，我們可以說，物的價值總是來自於人類的賦予。如此一來，人類就成為一切價值的來源。就康德來看，作為一切價值來源的人類本身，即具有一項與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價值，也就是尊嚴。
那麼，不應該將某個人僅僅當作是工具來對待，而必須同時當作是目的，具體而言，究竟是什麼意思？
舉例來說，當你走到手搖飲料店，想要買一杯去冰半糖的紅茶拿鐵，你應該要如何對待眼前的店員，才算是同時將其當作是目的，而不是僅僅當作是工具呢？簡單來說，你必須要尊重眼前的店員，而尊重的態度展現於，你必須要考量到店員的自主意願，而不應該將其當作是實現自己「購得一杯去冰半糖紅茶拿鐵的目的」的純粹手段。
如果店員肚子不舒服，想跑廁所，你不應該強迫他先調好飲料；如果店員調製飲料的動作很慢，你不應該辱罵他；如果店員忘記去冰，加了全糖，你也不應該直接將飲料甩在店員身上。你可以拍打故障的自動販賣機，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但是不能如此對待店員，因為店員是人，而人就具有尊嚴。
讓我們回到預防理論的討論。很清楚的是，無論是一般預防理論，還是特別預防理論，他們都將犯罪者僅僅當作工具，用來滿足其設定的各種外在目的，卻未考量犯罪者的自主意願。不是施加刑罰於犯罪者，讓其成為受罰的範例，好讓一般社會大眾不敢、不願犯罪，就是施加刑罰於犯罪者，透過刑罰帶來的痛苦，抑制和消除犯罪者為惡的性格和念頭，使其不再成為危害社會安全的風險來源。
如果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在國家的眼中，犯罪者即淪為一個為滿足國家所設定的目的的純粹手段，如同在你的眼中，店員有可能淪為一個為滿足你所設定的目的——購得一杯去冰半糖的紅茶拿鐵——的純粹手段。由此可知，從康德的觀點來看，預防理論，不僅僅將刑罰工具化，還進一步將犯罪者客體化，構成了對犯罪者的尊嚴的侵害。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有一段直接相關的評論：
法官的懲罰絕不能僅作為促進另一種「善」（對於罪犯自己而言，或是對於公民社會而言）的手段而被施加於罪犯，而是得始終由於他犯了罪，而被施加於他；因為人絕不能被當作達成另一個人的意圖的手段而被利用，而且被混雜於物權的對象之中。（《道德底形上學》，頁184-185）
問題三：無法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罪刑相當原則是刑法上，乃至於我國憲法上的基本原則，其內涵可簡單表述為：「重罪重罰，輕罪輕罰」。換句話說，你犯了多重的罪，就應該要受到多重的刑罰。刑罰的輕重，必須要能夠和犯罪者的罪行輕重，嚴格地對應。其實，這相當符合我們對於正義的想像：每個人得其所應得。如果一個人只是在便利超商偷了一碗泡麵，國家卻處以極刑，這顯然相當不公，因為他得到其不應該得到的對待。
然而，預防理論的主張，卻無法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因為預防理論關心的問題是刑罰能否滿足外在目的。按照一般預防理論的觀點，重點是刑罰能否讓一般社會大眾不敢、不願犯罪，而不是刑罰是否和犯罪者曾經犯下的罪行輕重，嚴格地對應，故不排除會出現過度加重刑罰的情況，因為能夠滿足外在目的的刑罰，就具有正當性。
即使是特殊預防理論，也會面臨相同的困難，因為每一個人對於刑罰的感受度都不相同。有些人只要給予輕微的懲罰，他就不敢再做壞事，而有些人卻必須受到相當大的痛苦，他才會知道自己錯了。如此一來，勢必會出現「重罪輕罰，輕罪重罰」的現象，因為就特別預防理論來看，刑罰是否具有正當性，在於其外在目的能否被滿足，而不在於犯罪者過去犯下的罪行嚴重程度。
小結
綜上所述，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不僅要面對實證上的麻煩，還會構成對犯罪者的尊嚴的侵害，讓其淪為滿足社會安全的純粹手段，甚至無法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導致重刑化的結果或產生「重罪輕罰，輕罪重罰」的現象。本文認為，如果想要主張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就必須成功解決上述三個問題，否則該主張恐難以成立。
本文原於 2018 年 10 月 09 日刊載在鳴人堂，作者為張宸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