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國民黨何時在原住民部落建立「中國」認同？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顧恒湛接受《沃草》訪問指出，1950 年代開始，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山地採行「山地治安指揮所」統轄的軍事化治理，並強制原住民族青年加入「山地青年服務隊」接受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原本是為了準備戰爭，但在韓戰後軍事情況穩定，這些組訓變成為推動國民黨政府「山地平地化」政策——亦即將原住民漢化——的利器。顧恒湛總結，「這些組訓要求你忠於國家、忠於領袖、學習『國語』。透過這些組訓，讓黨國經驗、黨國思想、中國化教育滲透入山地部落。」
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顧恒湛（攝影／朱乃瑩）
山地治安指揮所：軍事化的山地治理
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顧恒湛指出，二二八事件後，由於多股抵抗勢力轉進山區，國民黨政府開始注意到山地治安的重要性，但當時台灣在「中華民國」範圍內仍被視為邊疆，管制並不嚴密。到 1949 年國民黨因內戰失利而準備撤守台灣，蔣介石在 1 月宣布「引退」之前，先安排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以做遷台準備。1949 年 5 月台灣戒嚴，大舉肅清「匪諜」與「不法份子」，並頒布山地管制相關法令，以防止相關人員潛伏山區。
大約於此同時，情治單位（保密局）發現中共地下黨在台開展組織工作，密集接觸台灣原住民族，並準備在山地建立基地。但當局對於處理原住民族菁英尚有所忌憚，因此 1950 年抓捕共黨「山地工作委員會」要角簡吉、陳顯富時，雖知悉其與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均有接觸，但選擇讓後者辦理自新。
顧恒湛指出，1949 年之後，國民黨政府「只剩下台灣」，必須讓台灣更加軍事化，以準備在台灣繼續國共戰爭；蔣介石也非常關心山地治安與防務，多次要求參謀總長周至柔重視，也由總統府派員視察山地與港口。
1950 年 7 月蔣介石下令「加強台灣省山地區域警備」，8 月周至柔召集相關單位，提出「台灣省山地區域警備加強辦法」，由保安司令部在全台 8 個山地區域設置「山地治安指揮所」統一指揮該區武力，也督導相關民政、警政、布建保防體系吸收線民。
顧恒湛說明，這種治理模式有其歷史上的延續性，過去從清國到日本政府，均將台灣山地視為封閉區域，清代有所謂「番界」，日治時代「蕃地」也由警察統治（有別於平地施行的「街庄制」），留下的「（警察）駐在所」與「青年團」等架構，都讓 1950 年代的措施更加容易推行。
山地青年服務隊：曾要練刺槍的「山地武力」變為統治利器
蔣介石也希望擴大運用「山地青年」，親自要求周至柔「山地青年團實施何種訓練？其內容？希詳報。」
顧恒湛說明，很多原住民社會都有年齡階級組織，日本政府在霧社事件後，即在部落青年會的基礎上，成立「青年團」，讓這些受新式教育的「先覺者」取代傳統政治組織與政治勢力，推動現代化的「教化」與「習俗改善」，高一生、林瑞昌等人均是如此，「日本運用青年團推行『理蕃政策』，國民政府也是這樣去推動『山地平地化』。」
1975 年警政署長周菊村校閱新竹山地青年服務隊（圖片來源：台視影音文化資產）
顧恒湛指出，戰後初期國民黨並沒有發現「青年團」在統治上的方便性，但在二二八事件後，重新組織起「山地青年服務隊」，到 1951 年重新編組，更強制所有 15-35 歲的山地男女青年都要成為「隊員」，由山地鄉鄉長兼任隊長。根據 1953 年的統計，各鄉山青隊共有 30 個鄉隊、191 個村隊、22,381 名隊員。
「山地青年服務隊」被視為山地警備體系中「山地武力」的一部分，在國民黨的備戰思維中，想定山區可能是解放軍空降進行叢林游擊戰的場域，特別對山地青年進行軍事訓練（分列式、閱兵、基本排戰鬥、刺槍術等）與民防編組，並灌輸「三民主義」、「服從領袖」等政治思想教育，並由「山地治安指揮所」派駐「政治指導員」；國防部也在蔣介石命令下，從 1950 年起對全台山青隊進行大規模校閱。
除了由軍事體系進行「山青隊」的在地組訓外，1950 年代另有國民黨黨務體系的「山地巡迴文化工作隊」，召集跨鄉、跨部族的原住民族青年，巡迴各部落用歌舞進行「反共抗俄」、「服從領袖」等政治宣傳，「用省政府的經費，名義上是省政府祖訓，其實都是經過省黨部。」
顧恒湛 3 月 26 日主講「殖民與再殖民：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的追尋與頓挫」專題講座。（圖片來源：共生青年協會。攝影／劉千鈺）
顧恒湛進一步指出，這些組織、訓練原本是為了準備戰爭，但在韓戰（1950-1953）後由於美軍介入，國共分治態勢穩定，這些組訓成為推動國民黨政府「山地平地化」政策——亦即將原住民漢化——的利器。
「這些組訓不只軍事教育，也很著重政治教育，要求你忠於國家、忠於領袖、學習『國語』。透過這些組訓，讓黨國經驗、黨國思想、中國化教育滲透入山地部落。」顧恒湛總結。
鄒族後裔汪明輝：二二八後當局讓全部落反覆走 2 小時山路受審，種下恐懼
除了強制政治教育，當局也向部落灌輸恐懼，並在部落內吸收情治「細胞」。
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合作進行「尋訪與解密——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暨影像紀錄專輯」， 2 月時公布首波「桃園（角板山）治安指揮所」與「吳鳳鄉治安指揮所」。
顧恒湛在發表會上指出，高一生、湯守仁與諸多原住民白恐案件「殺雞儆猴」後，原住民進入互相監控的社會，也知道身邊有很多情治人員，政治上就有所忌憚，或自我告誡必須「服從黨國」。
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合作進行「尋訪與解密——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暨影像紀錄專輯」，計畫顧問瓦歷斯諾幹（左）與顧恒湛（右）於發表會上對談（攝影／朱乃瑩）
鄒族後裔汪明輝則說，二二八事件時，鄒族青年下山參與包圍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並帶走一些槍砲彈藥，準備與進山的軍隊戰鬥。之後國民黨政府對部落辦理繳械、自新，「但繳了兩次（械）都不夠讓國民黨放心！」
汪明輝轉述耆老口述，山地治安指揮所將整個樂野部落的人都叫到奮起湖接受審訊，「那時候走路一趟要 2 小時，有時候你走回部落，派出所又叫你過來，這就是讓你不敢說謊的恐怖偵訊方式。」而當局精心將高一生描繪為「貪污份子」，讓部落無人同情、無人聲援，而高一生被槍決後，族人對威權政府更加懼怕，「高一生他們是第一批提出原住民自治的人，但之後再也沒人敢提，一直到 1980 年代，原住民才敢談自治。」
計畫主持人利格拉樂・阿[女烏]（Liglav A-wu）向《沃草》表示，情治機關在部落吸收「運用人員」，造成部落撕裂，這是必須被處理的轉型正義議題，但將來勢必會遇到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