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責難中國：用「反歧視」當藉口逃避武漢肺炎責任

中國要求全球各家媒體改稱武漢肺炎為「新冠肺炎」，口口聲聲說「武漢病毒」的稱呼是歧視中國人，似乎是為了撇清放任武漢肺炎爆發、造成全球大流行的責任，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華裔教授、知名中國專家孔誥烽本週在《政治危機期刊》發表一篇分析，表示「因武漢肺炎爆發而指責中國人是歧視，但責難中國政府不是歧視」。孔誥烽在文中指出，中國政府早在去年 11 月 17 日就得知道第一例確診病例的存在，但中國政府選擇掩蓋消息、摧毀檢體樣本並恐嚇所有試圖發出警告的吹哨人噤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還大罵禁航中國的國家和譴責中國的外媒，拼命用錯誤資訊來淡化武漢肺炎疫情的嚴重性。

孔誥烽呼籲，全世界不應該讓中國政府躲在「反歧視」遮羞布下面，逃避引起全球公衛危機的責任，他強調讓北京當局負起應盡的政治責任並不是「反華」，而是所有想避免這類危機再次發生的人所應盡的義務。

中國政府痛罵各國防疫措施是「歧視」

孔誥烽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中國要「佔據主動」、「有效影響國際輿論」，而就在同天華春瑩在外交部記者會責難美國禁止曾到過中國的外國旅客入境的措施是「侵犯公民權利」、「過激反應」和「製造恐慌」，中國官媒也同時開始猛力批評外國政府對武漢肺炎的防治措施是過度反應和種族歧視。諷刺的是，北京當局譴責外國政府禁止中國旅客入境，但本身卻接連封城，將幾千萬中國人鎖在不同城市中。而 WHO 也因為一直讚揚中國、唱和中國「過度反應」的說法，而非警告各國武漢肺炎的風險，因此被質疑受到北京操控。

此外，華春瑩還在外交部記者會和 Twitter 上散播誤導性的觀點，聲稱武漢肺炎的嚴重性不及在美國的流感疫情，中國官媒《中國網》還刊出一篇英文文章，指控美國和其他國家限制中國人入境的措施和 2017 年時引發種族歧視爭議的「穆斯林旅遊禁令」1一樣糟糕。

孔誥烽表示，中國在世界各地的領事館、大使館完全不浪費機會任何批評針對中國人的旅遊限制措施。華春瑩也在 2 月 6 日的外交部記者會責罵與中國斷航的國家「製造人為恐慌」、「嚴重干擾國際正常人員往來」，並要各國遵從 WHO 和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建議，修改政策來支持中國。

ICAO 先前就因在 Twitter 上封鎖所有支持台灣加入 ICAO 等國際組織的貼文而引起關注和撻伐，美國媒體 Axios 隨後報導，ICAO 的社群負責人關綺寧（Qining Guang）是中國公民。

華春瑩回應《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時，也痛罵文章作者 Walter Russell Mead，「你應該為自己的言論、你的傲慢、偏見和無知感到羞愧」，並重複美國流感疫情比武漢肺炎嚴重的錯誤論調。其後，中國政府就驅逐了 3 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孔誥烽：若中國在 12 月就公開疫情，疫情在武漢就會被控制住

孔誥烽引述中國媒體《財新網》的調查報導，指出中國首批確診的人傳人病例早在 12 月下旬就在武漢出現，中國卻延遲承認病毒會人傳人，而港媒《南華早報》獲得官方秘密文件，指出中國政府早在去年 11 月 17 日就得知道第一例確診病例的存在，但中國政府卻立刻選擇隱瞞疫情，不但摧毀檢體樣本，還恐嚇所有試圖發出警告的吹哨人噤聲。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研究報告表明，最早出現在歐洲和美國的武漢肺炎病例是在 1 月中旬時從中國移入，而北京當時正忙於掩蓋疫情和欺瞞各國。孔誥烽指出，如果北京當局早在 12 月下旬就公開疫情，並採取之後才進行的檢疫措施，那麼武漢肺炎疫情在武漢就會被控制住，而不是造成如今的全球危機。

孔誥烽還表示，義大利在 1 月 31 日就禁航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美國也在 2 月 2 日禁止過去 14 天曾到訪中國的外國人入境，如果這兩個國家沒有施行管制的話，如今的處境恐怕會更糟。而相較之下，台灣儘管和中國距離接近且經濟與民間交流頻繁，但卻奇蹟般的成功抵擋疫情爆發。

孔誥烽分析，台灣能夠成功防疫的原因是甫在 1 月勝選連任、立場偏向台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政府不相信北京當局和 WHO。儘管中國政府和 WHO 矢口否認疫情存在，台灣政府仍然嚴肅看待武漢爆發神秘疾病的消息，並採取果斷的行動，從 12 月 31 日開始就對來自武漢的旅客進行機場檢疫，並在 1 月 23 日就禁止武漢居民入境、1 月 25 日禁止湖北居民入境、中止受理與中國的觀光旅遊和社會交流，承受在台親中人士批評這些政策是「仇視」、「歧視」。

孔誥烽：讓北京當局負起應盡的政治責任不是「反華」

孔誥烽表示，在武漢肺炎已經演變成全球流行病的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爆發疫情的各國政府有效領導防疫以及各國人民的配合警惕，但首先，要讓中國政府對造成這場全球危機負責。

孔誥烽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對中國大躍進飢荒的評論，「在任何專制政體中，都存在不可避免的脆弱性：當政府領導的方向錯誤，就幾乎沒辦法補救。在 1959 年到 1962 的中國飢荒中，至少 3000 萬人死去，而中國政府卻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也沒有任何公眾壓力影響政府政策。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是不會發生的。因此，錯誤的政策在發生飢荒的那三年中仍然延續，不僅沒有反對的聲音，中國國內資訊還被審查，國家官媒掌控話語權，連政府本身都被自己製造的宣傳欺騙，還以為中國稻米產量比實際產量多了一億噸。」

孔誥烽認為，幾十年前中國因為言論審查和資訊封鎖，使全國陷入飢荒災難的情況，與如今造成武漢肺炎流行的情形極為相似，這些都不是天災，而是中國政府堅持中央集權、堅持專制所導致的人禍。他呼籲，因武漢肺炎爆發而指責中國人是歧視，但責難中國政府不是歧視，全世界不應該讓中國政府躲在「反歧視」遮羞布下面，逃避引起全球公衛危機的責任，他強調讓北京當局負起應盡的政治責任並不是「反華」，而是所有想避免這類危機再次發生的人所應盡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