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戳破中國「獨裁威能」神話：獨裁正是疫情失控原因

世界衛生組織（WHO）命名為「2019 新型冠狀病毒」的中國武漢肺炎，疫情陷入全面失控，讓中國近十多年來積極營造的強國形象大受打擊。對比中國長期以「經濟發展」輸出威權價值，反擊西方民主體制，甚至讓不少臺灣人產生「中國雖然獨裁，但這樣政府才有魄力、能帶來經濟發展」的刻板印象，現在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全面失控，連帶戳破中共「獨裁威能」神話。多家國際媒體分析、探究為何中共無法管控疫情並指出，威權獨裁政體導致公民無法監督政府，官員隱匿疫情導致延誤處理時機、做出錯誤決策，最有可能是造成這場災難的關鍵因素。

大都市接連「封城」、封不住民眾恐慌　中共掩蓋資訊導致疫情無法收拾

自今年一月初傳出「神秘肺炎」似乎正在中國武漢肆虐的相關報導，到 1 月 22 日中共官方承認這是一種能夠「人傳人」的新型冠狀病毒，接連下來幾天內，中國武漢肺炎隨即迅速蔓延，官方公布的確診、死亡案例不斷增加，疫情絲毫沒有受控緩和的跡象。截至 2 月 5 日，中國官方發布統計數字，確診病例超過 2 萬 8 千人、死亡人數更達到 563 人，且仍持續攀升。

為因應控制不住的疫情，中國地方政府陸續採取「封城」手段。 1 月 23 日，疫情爆發「原點」武漢宣布封城，鄰近的黃岡市、鄂州市以及其他 12 個規模較小的中國縣級、地級城市隨後接連宣布封城，受影響人口預估高達 5 千萬人。在湖北省幾乎完全淪陷後，2 月 2 日，浙江省溫州市受疫情影響也宣布封城。浙江省會杭州市在兩天後、2 月 4 日宣布封城，接著江蘇省南京市也傳出封城消息。猶如骨牌效應，中國宣布封城的都市還在增加當中。

中國官方以封城當作防疫手段，除了飽受批評質疑，更因造成民眾恐慌，導致疫情「封」不住的嚴重後果。武漢宣布封城後，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代表 Gauden Galea 就指出，「這種措施前所未見，所以在現階段，會不會奏效還很難說」。武漢市長周先旺 1 月 26 日召開記者會更指出，封城前已有 5 百萬人離開武漢。在 22日封城前夕，根據《自由時報》援引武漢鐵路局統計數字，預估就有 30 萬人逃離武漢。疫情管制不利加上封城消息造成的恐慌，讓大批民眾倉惶逃難出走，對疫情擴散大幅增加不確定因素。

疫情快速擴散、缺乏配套的封城管制措施，凸顯中國政府不但無力對抗武漢肺炎疫情，更陷入系統性混亂，這也讓國際媒體質疑、探究，為何號稱「強國」竟會呈現崩潰局面。

日本媒體《日經亞洲評論》文章指出，中國武漢肺炎失控的關鍵因素，源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獨裁」統治。因為在習近平獨裁治理下，中國官員擔心沒收到中央直接命令就做出反應，會受到重罰懲處，導致出現疫情後，因中國政府體系失靈、官員不想扛責做出決定，造成現在事態嚴重。《紐約時報》一篇〈新冠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治理體系的失敗〉文章指出，「中國官員將多達三分之一時間花在政治學習，很多都是習近平的講話」、「中國官場的經驗法則似乎是盡可能明確地表達忠心，其他事情都含糊其辭，出現問題時，不惜一切代價逃避責任」。

在中國獨裁威權的政治環境下，無所不在的言論審查，是中國「維穩」、打壓異議的重要手段，卻也是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無法在第一時間加以控制的原因。疫情爆發後，媒體陸續揭露，早在去年 12 月底，就有 8 位醫生在網路上發文警告，武漢有疑似 SARS 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但他們的警告不但被當局忽視，還被公安局指責「造謠」並遭到約談。

《紐約時報》一篇〈疫情蔓延，世界為中國的獨裁統治付出代價〉評論指出，疫情遭到掩蓋，一個主要原因是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系統性地摧毀了新聞、社交媒體、非政府組織、法律專業人士還有其他有能力向政府問責的人和機構」。習近平上台前的中國政府，這些機制還有偶爾能發揮監督功能的空間，但自習近平掌權後，「熄滅了幾乎所有自由和監督的希望」。

豬瘟失控就已凸顯中國政府系統敗壞　武漢肺炎徹底暴露中共統治失能

2018 年 8 月間，中國傳出非洲豬瘟疫情，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擴散全境，甚至連週邊國家都相繼淪陷成為疫區。這起事件，就已凸顯中國政府引以自豪的治理模式，存在嚴重的問題。

許多國際媒體評論都指出，從中國「非洲豬瘟」失控，再到中共中央誤判香港「反送中」情勢決策錯誤，連帶成為臺灣總統蔡英文扭轉選情、高票連任的因素，加上美中貿易戰及中國強勢外交政策導致交惡多國，連串事件一再凸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權力中心不想也聽不見真實消息和有效意見，其他階層官員為自保而欺上瞞下，政府走進運作失靈的漩渦中。

中共威權獨裁的統治模式，並非完全沒為這個政體帶來好處，卻也因為嚐到甜頭、統治者基於要緊握權力產生「路徑依賴」，造就當前局勢。

標題為〈病毒危機暴露中國政治體制深層缺陷〉的《紐約時報》解析文章就指出，中國政府長期處在一種被哈佛大學學者 Elizabeth J. Perry 稱為「游擊治理」的運作模式下，政府由上而下、走向只問成果不問程序及責任的文化。每個階層的領導都擁有很大的權力去達成 KPI，卻也因為沒達標倒霉的就會是自己，而更加仰賴粉飾太平、打壓質疑「雜音」的手段。

該文指出，「游擊治理」這種中國特色的獨裁統治，對中國近十幾來年經濟高速發展、晉升為所謂「強國」，發揮關鍵的效果。但當遭遇重大的天災人禍，官員因為擔心被上級咎責、丟官，隱匿或謊報資訊而導致一再做出錯誤的重大決策，就成為政治的常態。在這波嚴重的中國武漢疫情之前，2002、2003 年間爆發的 SARS 疫情、2008 年間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都是中國這種獨裁治理模式下，所造成的嚴重災禍。

這項分析，解釋了中國自「改革開放」、經濟上取得紅利之後，雖然多次歷經重大災難、探究釀災原因也都指向統治「人禍」佔絕大部分的因素後，卻還可以持續踩在經濟成長上，用「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富強，人民都能吃飽、發財」，當做維持政權屹立不搖的意識形態。

〈疫情蔓延，世界為中國的獨裁統治付出代價〉一文則指出，「中國的社會契約一直是，公民雖然沒有投票權，但他們會過上越來越好的生活」。但隨著中共近年來包括在美中貿易戰決策錯誤、對經濟造成衝擊，再到武漢肺炎疫情失控的重大災難，從中國「網民」即使在嚴峻的言論管制陰影下，發言越來越難掩憤怒，凸顯越來越多人開始對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產生質疑與反抗。當中共連「不要談民主、就有好日子過」的社會契約都無法做到，中國政局下一步會出現怎樣的變化，現在看來充滿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