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促轉會於日前（5/4）發表威權體制加害人相關訪談。促轉會副研究員邱于庭指出，當年情報員自認有職業道德的份際，除回報異常動態外，並不會干擾搜集對象的生活、不會侵害個人權益。這樣的認知，和許多受難者及其家屬因被跟蹤、侵入住宅而產生終身的心理壓力，有巨大認知落差。受訪的情報員也認為，即使民眾觀感不佳，為了國安，還是要承擔負面觀感。訪談也發現，情報員對工作出現信仰般的認同，若實際跟監情形不如長官猜想得危險，他們會先反過來責怪自己是否情報佈建不周。針對繼續監控與否也不太使用「建議權」去挑戰心目中「視野較廣」的上級。
促轉會副研究員邱于庭（攝影／廖昱涵）
「走在路上，你會不經意的回頭看。我朋友都說，剛接觸我的時候，看我好像一個瘋子一樣，看人都是這樣看，眼睛好像充滿惶恐。」一名受訪者回憶著當初被監控的心理壓力。另一名受訪者也說，過去常會在電話中聽到奇怪的雜音，看了檔案後才終於證實自己被監聽的猜想。
對於當時被監控者而言，這些有形、無形的監控壓力，都造成人生中的創傷。然而，這次促轉會訪談的幾名當年情報員，卻似乎不這麼想。他們認為，這份職業還是有「道德份際」在， 除有異常動態向上回報以外，並不干擾動態蒐集對象的生活。
偵防只是種了解手段，沒有侵害
不具名的情報員 B 表示：「全世界的國家都一樣的，沒有不做的，就是你看了以後不要影響到人家的生活就是了。」F 也說：「不是關注或監控，而是做一個了解，我們不會騷擾人，不會侵害個人權益」、「從當年角度來說不一定是有侵犯，當年戒嚴的情況，很多事情都是合法的。」他甚至表明，大部分的監控都是「無形」的，要不是促轉會調檔案出來看，不然不會被知道。
情報員 D 也很清楚，監控並不被社會所認同，卻是必要之惡：「我總認為人民是無法接受的。即便嘴巴說破了，你只要影響到我的生活，你監控我就是不高興。即便他做了違法、違規的事情。被你蒐證到了，他也會講很多理由的。更何況是這個被監控的對象，不會承認的。這工作要不要做？誰來做？」
促轉會訪談 6 名退休或現職的調查局人員，各個都有相當豐富的資歷（圖片提供：促轉會）
邱于庭藉訪談發現，服務年代越晚近的調查局人員，越能掌握到沒有「法源依據」的問題，也能坦誠當初之法律並不完備。但他們還是強調，內部仍存在審查機制，且認為「法律授權」是個晚近才有的概念。
情報員 D 辯駁：「裝錄音器那更不合法，那當時都是允許的，那當時的上級他也不會無遠弗屆的去做，他也是審核再審核，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蒐證，都沒有，那只好繼續蒐報他的許多言行動態⋯⋯不核准我們就不做，不核准的案子也有啊。」
情報員 B 也說：「解嚴以後不代表這就不做了吧。」D 附和：「歐美國家不也是這樣子做嗎，對於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的人員，他們都會去做一些初步的了解或者是深入的查證，這個一定會這樣子做的。」
信任上級、認同工作
邱于庭也分析到，多數情報員並無有意識地運用自己在體制內的決定空間，雖有向上的「建議權」，但似乎並不存在於據點人員的選項中。
情報員 E 就說：「基層沒有資格評斷情資等級…上面有能力去統籌，全面了解後才能區分，確認這個人的重要性。」D 也認為：「他們（上級）當然視野跟我們不同，我們在外勤、那他們看的是全國的資料。」
白恐時期的軍事法庭外刻著「公正廉明」四個大字，格外諷刺（資料照，攝影／廖昱涵）
面對發現自己監控對象沒有危險性，但訪談的情報員們仍會認為自己應該盡責回報，不會停止監控。也認為自己沒有權力決定是否繼續監控、停止監控。
情報員 E 的說法則以上下屬的身份思考：「你要配合指示的一部分，上面會有通盤資料做研判。一個調查人員他只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因為主從關係還是有分。」
邱于庭更發現，情報員們對工作有著信仰般的認同，即使沒有搜集到重要資訊，卻認為是能力不足。情報員 D 就說：「沒有很重要的資訊有兩個狀況，一個是這個人本來就沒有很重要的表現、第二個就是你的諮詢布置根本就不深入，你沒有辦法貼近他，你怎麼會了解到他的深入情況。上級長官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樣子，對不對。…那就怕另外一種可能，這個人有動態、有活動，但你掌握不了。」
面對著受害者與加害間巨大的認知落差，邱于庭引述了一段受監控者看了檔案後的感想作結：不用拘泥於譴責個人，而是當初執政者到底不了什麼架構，試圖讓在裡面的人走進去到那個架構，去做這樣的事情？變成這個架構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