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協議、中英聯合聲明都沒用」 霍普金斯教授孔誥烽：中共承諾的自治都變直接管制

【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

香港在 2019 年爆發激烈的反送中運動，有種說法認為，正是因為香港當時的抗爭太激烈，才造成中國日後推行港區國安法。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孔誥烽表示，中共處理香港的方式與處理西藏一樣，自治的承諾都沒有用，都是從自治往中共直接管制的方向前進；而沒有激烈抗爭的澳門，受到的直接管制，還比香港更徹底。中共當年與西藏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以及與英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都只是為了爭取時間以進行直接管制。

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在本（7）月 10 日舉辦新書分享會，邀請最近出版新書《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的孔誥烽進行線上演講，並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與談、由飛地 nowhere 創辦人張潔平主持。

孔誥烽表示，前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曾提到，中共在處理香港時，是參考當年中共對西藏的政策。在中共的觀點中，香港與西藏的關聯是很清楚的；中共在1990 年代出版關於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的教科書中，都會談到港、澳、臺問題。從中共的角度，處理西藏、新疆、蒙古及港、澳、臺問題，都是在中共管制邊區、建立管制統一的框架之下。

這些中共的教科書也提到，這類政策不是中共的發明，而是承襲自清帝國管制少數民族的政策。清帝國是個不斷擴張的帝國，它兼併了很多本來不屬於明帝國的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繼承了清代的版圖，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採用「土司制度」，讓當地保有一定自治與風土習俗，但同時引進大量移民，把本來的當地民族變成少數，等時機一到，就改成直接管制。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也是用這種方法。

孔誥烽說，當年《十七條協議》，中共就是買時間來準備進行直接管制。甚至《中英聯合聲明》這樣的國際條約，也是採取這樣的態度。中共認為它沒有義務長期去兌現這些承諾，而在一國兩制裡，一國是目的，兩制只是手段。理論上要「50年維持不變」，但中國簽定協議只是為了換取時間，來建立直接管制。

有看法認為，如果2019反送中運動沒那麼激進，中共就不會推動「港區國安法」，但孔誥烽指出，與澳門做比較就可以發現，澳門也沒有激烈抗爭，但中共對澳門的直接管制，卻比香港更早、更徹底。可見並不是因為香港反抗激烈，才讓中共決定大力鎮壓香港，直接管制、完全控制香港，本來就是中共的目的，它只是先買時間，再找適當的時機建立全面管制。

另一方面，孔誥烽也舉了兩個例子，說明香港菁英與中國治理政策的衝突。首先是2021年中國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並也希望在香港通過這個法律。這法律規定，企業若要在中國合法經營，就不能執行外國針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例如美國因為新疆、香港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官員，讓金融機構不能幫他們開戶，若《反外國制裁法》通過，則在外國有業務的中國公司，包括中國銀行或其他國營企業，就必須在美國或中國法律二者間做選擇。

如果選擇遵守美國法律、制裁官員、不幫中國官員開戶，就違反《反外國制裁法》，而這會讓香港的外資、中資公司，陷入很大的危機，恐怕無法在香港立足。後來香港金融界去遊說北京，不要通過這項法律，不然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會完蛋，所以就不了了之。

另一個例子是今（2022）年年初時，香港的武漢肺炎疫情很嚴重，原本打算要封城、全民篩檢，用中國的方法來應對疫情，最後也是不了了之，而這也是金融界遊說的結果，為的就是要維持香港金融中心位置，沒有採用中國封城的方法來控制疫情。

孔誥烽說，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香港本地、外籍菁英並沒有同情或支持抗爭者，甚至在後期對運動感到疲勞，希望快點結束。但2019反送中抗爭，香港本土菁英反彈很大，有很多反對聲音來自商界。很多在中國經營的生意人擔心送中條例通過後，會因為一些商業糾紛，而被抓到中國。

反送中運動也反映了在香港的中國菁英的反抗。例如2019年5月，時任特首林鄭月娥與中國富豪有一場飯局，他們就遊說林鄭不要通過送中條例，不然很多人會把錢移去新加坡，顯示在香港的中國富豪，也怕送中條例通過。

孔誥烽總結，對中共來說，反送中運動最可怕的不是青年激進化，而是商界菁英、在香港的中國菁英，開始跟反對派結盟，這讓中國官方媒體也意識到一場革命正在發生，恐怕會讓立法會過半數，進而影響到選委會、特首選舉，最後牽涉香港由誰控制的問題，所以才訂立港區國安法、改變立法會選舉規則、改變功能組別比例，讓中共的直接控制越來越明顯。

孔誥烽也說明，即便在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他也不覺得中共已經對香港商界放心。從《反外國制裁法》的立法與防疫政策的搖擺，都可以看到香港商界菁英、在港中國菁英與中共之間的矛盾，這樣的矛盾日後是否會更加白熱化，值得後續觀察。

吳介民在與談時也回應，在政治上，中國無法兌現香港普選（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諾，就在《基本法》開了後門，包括人大有司法釋法權、基本法第 23 條（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行為，並禁止香港政治組織和外國政治組織聯繫）等等，都讓中國可以彈性操作。

然而北京恐懼香港的普選、自決、獨立，「但香港獨立是北京自我實現的恐懼」，有些香港抗爭者其實是「民主回歸派」（指主張香港主權應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該落實全面民主）的行動者，都都被中國說是有自決、港獨的嫌疑，所以要透過國安法斬斷香港與西方公民社會、臺灣的聯繫，中共也害怕香港的自由民主傳播到中國，產生「顏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