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協議中英聯合聲明都沒用 霍普金斯教授孔誥烽中共承諾的自治都變直接管制

發佈時間7/19/2022, 10:23:18 AM
最後更新7/19/2022, 10:23:19 AM

【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

香港在 2019 年爆發激烈的反送中運動,有種說法認為,正是因為香港當時的抗爭太激烈,才造成中國日後推行港區國安法。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孔誥烽表示,中共處理香港的方式與處理西藏一樣,自治的承諾都沒有用,都是從自治往中共直接管制的方向前進;而沒有激烈抗爭的澳門,受到的直接管制,還比香港更徹底。中共當年與西藏簽訂的《十七條協議》以及與英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都只是為了爭取時間以進行直接管制。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孔誥烽。截自 Voice of America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孔誥烽。截自 Voice of America

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在本(7)月 10 日舉辦新書分享會,邀請最近出版新書《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的孔誥烽進行線上演講,並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與談、由飛地 nowhere 創辦人張潔平主持。

孔誥烽表示,前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曾提到,中共在處理香港時,是參考當年中共對西藏的政策。在中共的觀點中,香港與西藏的關聯是很清楚的;中共在1990 年代出版關於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的教科書中,都會談到港、澳、臺問題。從中共的角度,處理西藏、新疆、蒙古及港、澳、臺問題,都是在中共管制邊區、建立管制統一的框架之下。

這些中共的教科書也提到,這類政策不是中共的發明,而是承襲自清帝國管制少數民族的政策。清帝國是個不斷擴張的帝國,它兼併了很多本來不屬於明帝國的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繼承了清代的版圖,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採用「土司制度」,讓當地保有一定自治與風土習俗,但同時引進大量移民,把本來的當地民族變成少數,等時機一到,就改成直接管制。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也是用這種方法。

孔誥烽說,當年《十七條協議》,中共就是買時間來準備進行直接管制。甚至《中英聯合聲明》這樣的國際條約,也是採取這樣的態度。中共認為它沒有義務長期去兌現這些承諾,而在一國兩制裡,一國是目的,兩制只是手段。理論上要「50年維持不變」,但中國簽定協議只是為了換取時間,來建立直接管制。

有看法認為,如果2019反送中運動沒那麼激進,中共就不會推動「港區國安法」,但孔誥烽指出,與澳門做比較就可以發現,澳門也沒有激烈抗爭,但中共對澳門的直接管制,卻比香港更早、更徹底。可見並不是因為香港反抗激烈,才讓中共決定大力鎮壓香港,直接管制、完全控制香港,本來就是中共的目的,它只是先買時間,再找適當的時機建立全面管制。

另一方面,孔誥烽也舉了兩個例子,說明香港菁英與中國治理政策的衝突。首先是2021年中國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並也希望在香港通過這個法律。這法律規定,企業若要在中國合法經營,就不能執行外國針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例如美國因為新疆、香港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官員,讓金融機構不能幫他們開戶,若《反外國制裁法》通過,則在外國有業務的中國公司,包括中國銀行或其他國營企業,就必須在美國或中國法律二者間做選擇。

如果選擇遵守美國法律、制裁官員、不幫中國官員開戶,就違反《反外國制裁法》,而這會讓香港的外資、中資公司,陷入很大的危機,恐怕無法在香港立足。後來香港金融界去遊說北京,不要通過這項法律,不然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會完蛋,所以就不了了之。

另一個例子是今(2022)年年初時,香港的武漢肺炎疫情很嚴重,原本打算要封城、全民篩檢,用中國的方法來應對疫情,最後也是不了了之,而這也是金融界遊說的結果,為的就是要維持香港金融中心位置,沒有採用中國封城的方法來控制疫情。

孔誥烽說,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香港本地、外籍菁英並沒有同情或支持抗爭者,甚至在後期對運動感到疲勞,希望快點結束。但2019反送中抗爭,香港本土菁英反彈很大,有很多反對聲音來自商界。很多在中國經營的生意人擔心送中條例通過後,會因為一些商業糾紛,而被抓到中國。

反送中運動也反映了在香港的中國菁英的反抗。例如2019年5月,時任特首林鄭月娥與中國富豪有一場飯局,他們就遊說林鄭不要通過送中條例,不然很多人會把錢移去新加坡,顯示在香港的中國富豪,也怕送中條例通過。

孔誥烽總結,對中共來說,反送中運動最可怕的不是青年激進化,而是商界菁英、在香港的中國菁英,開始跟反對派結盟,這讓中國官方媒體也意識到一場革命正在發生,恐怕會讓立法會過半數,進而影響到選委會、特首選舉,最後牽涉香港由誰控制的問題,所以才訂立港區國安法、改變立法會選舉規則、改變功能組別比例,讓中共的直接控制越來越明顯。

孔誥烽也說明,即便在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後,他也不覺得中共已經對香港商界放心。從《反外國制裁法》的立法與防疫政策的搖擺,都可以看到香港商界菁英、在港中國菁英與中共之間的矛盾,這樣的矛盾日後是否會更加白熱化,值得後續觀察。

吳介民在與談時也回應,在政治上,中國無法兌現香港普選(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諾,就在《基本法》開了後門,包括人大有司法釋法權、基本法第 23 條(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行為,並禁止香港政治組織和外國政治組織聯繫)等等,都讓中國可以彈性操作。

然而北京恐懼香港的普選、自決、獨立,「但香港獨立是北京自我實現的恐懼」,有些香港抗爭者其實是「民主回歸派」(指主張香港主權應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該落實全面民主)的行動者,都都被中國說是有自決、港獨的嫌疑,所以要透過國安法斬斷香港與西方公民社會、臺灣的聯繫,中共也害怕香港的自由民主傳播到中國,產生「顏色革命」。

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舉辦《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新書分享會,邀請作者孔誥烽線上演講、中研院研究員吳介民(右)與談,由書店創辦人張潔平(左)主持。何宇軒攝

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舉辦《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新書分享會,邀請作者孔誥烽線上演講、中研院研究員吳介民(右)與談,由書店創辦人張潔平(左)主持。何宇軒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