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隨著美國與中國新冷戰對抗態勢加強，美國把臺灣視為抗中的伙伴，讓臺美關係被稱為史上最佳。但在 20 多年前，美國同樣由民主黨執政時，柯林頓政府為了拉攏中國，反過來抑制臺灣人認同臺灣，並視「臺灣認同」為「民粹」。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表示，李登輝 1999 年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是當時他面對美國拉攏中國、美中兩大強權聯合夾擊的自衛反擊。直到 2018 年，與中國競爭對抗成為美國政界主流觀點，美國戰略才改變，變成希望臺灣有強悍的自我認同，以抵禦中國的認知戰與資訊戰，成為美國可以信賴的抗中伙伴。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也認為，當時李登輝若不提出「兩國論」，臺灣可能會被逼上中國設定好的談判桌。
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攝影：何宇軒
國史館日前舉辦「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研討會，邀請多位學者專家針對李登輝主政時的兩岸外交、經濟、憲政改革、轉型正義等多個主題發表學術論文。其中，賴怡忠發表〈李登輝十年與臺灣民主化的國際因素——美中臺三角關係對臺灣民主化影響初探〉一文，來探討臺美中關係如何影響臺灣民主化過程。
賴怡忠表示，在蔣經國過世後，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接替蔣剩下的總統任期，很多人都認為他只是過渡性的政治人物。當時的李登輝如果要進行政治改革，不但黨內沒有派系奧援，總統也不是直選產生，欠缺社會授權，所以當時的野百合運動，讓李登輝透過與學生對話，在學生退場後，給了他進行改革的社會授權。
「如果當時沒有學運，改革很難推得下去」，賴怡忠提到，在那之後，李登輝進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包括國大代表、立委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臺灣省長與台北及高雄兩個城市的直接選舉等等。然而1990年代民主黨柯林頓執政的美國政府，卻對臺灣內部發動的諸多民主改革，沒有特別概念；美國當時注重的是辜汪會談，並把它當成兩韓或德國統一那樣的對話嘗試。
另一方面，美國自己在後冷戰時代，決定以經濟全球化作為國家全球戰略指引，因此對中國的關係合作交往，變成以經濟為主，希望能跟中國建構比較好的關係。賴怡忠強調，李登輝後來提出了兩國論，與其說是臺灣主動要做什麼事情，倒不如說是面對美中聯合夾擊之後的自衛反擊，所出現的結果。
賴怡忠也進一步對於「美中臺之間的互動，如何衝擊臺灣民主的進程」做分析，並舉出「兩岸關係進入臺灣選舉議程」、「臺灣認同被視為臺海穩定的變數」、「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三大面向。
在「兩岸關係進入選舉議程」方面，1996年的總統選舉，引發中國以飛彈威脅臺灣的臺海危機，臺灣的總統選舉從此之後就與臺海危機畫上等號，也使臺灣總統選舉變成有關兩岸關係與政策的公民投票。賴怡忠認為，這樣的選舉不僅國際上少有，也讓臺灣的民主改革議程，呈現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國際張力與地緣政治意涵。
在「臺灣認同被視為臺海穩定的變數」方面，隨著臺灣民主化步伐的日益堅定，反而讓臺灣與中國，以及臺灣與美國的關係日益緊張；「臺灣認同」開始被國際觀察家或戰略專家，認為是影響臺海穩定的變數，挑戰美國維護臺海穩定的一中架構；美方也認為，在全球化加強經濟交流的時代，臺灣認同的主張是排外的保守力量，因此對臺灣認同沒有好感，認為「只要去挑戰美國用一中政策維護的臺海和平，就是民粹；尊重一中的民主，才是負責任的民主。」
直到2018年，美國戰略改變，與中國競爭成為主流觀點，之後對臺灣的期待，反而是希望臺灣有強悍的自我認同，才可以抵禦中國的認知戰與資訊戰，也能成為美國可以信賴的抗中伙伴。「臺灣認同不再是導致臺海不穩定的麻煩，而是面對中國競爭重要的精神武裝」。
在「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方面，美國最初認為經濟交流可以平撫兩岸之間衝突，因此臺灣的「戒急用忍」政策被質疑，也對兩岸三通的開放施加壓力。甚至臺灣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臺灣與中國加入WTO是綁在一起的，因此包括李登輝、陳水扁政府，都曾被美國要求，必須公開支持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WTO，以幫助說服美國國會的反對力量，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中國進不去（WTO）、臺灣也進不去。」
賴怡忠也說，90年代「大陸熱」吸引大批赴中投資的臺灣中小企業，這個族群是民進黨重要的支持群眾，他們的經濟思維也影響民進黨對中國與兩岸三通的態度。這些累積的效果都對之後的選舉產生影響，包括「經濟 vs. 安全」的兩難，以及對「九二共識」接受與否的選擇。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攝影：何宇軒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也在綜合座談時提到，在臺海危機解除後，柯林頓持續積極與中國交往，針對臺灣提出非常不友善的政策表態；美國把中國界定為戰略伙伴，讓美臺關係開始緊張、美中關係持續改善；因此回顧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時間點，不只是宣告臺灣的國家身分與中國的區隔，一方面也是對美國施壓要臺灣與中國進行政治協商踩煞車。因此，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時代意義在於：兩國論是回應時代需求，在當時國際環境與美中互動中，提出兩國論是不得不然，又有高度風險，否則臺灣可能會被逼上中國的政治談判桌。
然而，在2012年中國國民黨總統馬英九連任後，卻提出臺灣與中國的定位是「一國兩區」，這讓李登輝好不容易建構的兩國論基礎呈現大倒退，這也預示了日後太陽花佔領運動，是對馬英九親中政府的反撲。
吳介民指出，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資料表示，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臺灣人認同已經首度超過中國人認同。做為國民意識的臺灣人意識，在李登輝任內達到強穩的存在；在陳水扁當總統時，雖然每天提倡本土意識，往往適得其反，「而下一次臺灣人認同大幅提升，卻是在馬英九總統任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