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奕萱
政治工作者，用生命而非學術理論體會性別平等的客家女人。走著走著，投入政治實務的日子，已夠一個寶寶從出生長到小二。保持生氣是我愛世界的方式。
「這個體制有一堆爛問題，一堆人叫我算了。」
兩週來，台灣 #MeToo 運動波濤洶湧，截至目前，文學、影視、教育、獄政、體壇等界都有加害者被指認。這不是台灣社會第一次「#MeToo」，但比起前幾次有零星受害者站出來，馬上遭受輿論強烈的檢討攻擊，2023 的台灣 #MeToo 雖然仍存在令人不適的言論、加害者搶奪詮釋權的「Idid」聲明，但整體而言，社會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持更廣泛、執政者對制度面補強的回應也更即時且徹底。
這波 #MeToo 浪起處，是曾集眾人之力將問題悶在「茶壺內」的政治行業。這裡，也是受害者最被責難之處。
在《人選之人—造浪者》之前，政治工作者幾乎不敢抱持期待，這份職業有被大眾理解的一天。而比起政治工作者，更不敢奢望被理解，卻又真切被這部劇照見的還有一群人——做政治工作的女人。《造浪者》選擇呈現的，不僅只政治工作的無奈，更大篇幅描繪政治工作房間裡的大象：性別盲與性暴力。
小簡的性騷擾、趙昌澤的私密影像威脅，幾乎是這場 #MeToo 的大型預告片。
永遠不對的時機：「大局當前」的假議題
自第一位前黨工公開在職期間遭遇性騷擾的經歷，總統蔡英文便呼籲不要譴責受害者，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則在中常會受訪表態「面對性平事件，沒有大局為重」，隔天更以 LINE 官方帳號發文，表明態度。
可惜，受害者仍遭批評「為什麼當初不講，選舉了才講」、「必是為了錢／名／利」、「政治判斷太差，不知自己會被對手利用」，媒體人蔡玉真甚至公布「只在限友動態傾訴性騷經驗」的受害者姓名身份，強烈、赤裸地警告受害者「閉嘴」。
如蔡玉真般的攻擊者們不會承認，台灣兩年一場選舉，加上非選舉年的政治攻防從未停止，他們口中的「挑時機」，其實是「要挑的話根本沒有時機」。
以最早表態的民進前黨工處境為例，2020 年說出受害經驗，會被罵「疫情期間民進黨已經夠挨罵了，為什麼還來增加負擔」；2021 年說，會被罵「四大公投岌岌可危，為什麼這麼不會選時候」；2022 年說，會被罵「九合一迫在眉睫，難道要讓國民黨整碗捧去」。以上批評，能輕易更換成任何其他政黨版本。
所有對「時機」的挑剔，都不過是在換個方式說，「性犯罪比起我心裡的那個大局，沒那麼重要」，是經過價值排序後的選擇。
殘忍的是，受害者比誰都清楚「大局」，不用任何人來訓斥，她們早已先在心中承擔「大局」壓過「個人創傷經驗」的致命重量。
大局重於泰山 受害輕如鴻毛？
不分政黨的受害者，最初踏入政治工作都是為了讓國家更靠近嚮往的方向，為起造那個未來，搬磚拾瓦、造浪搖槳。受害者不只明白「大局」，甚至是為大局而來。
所以當性騷擾發生，即使多數公開的受害案例都已離職、轉換到完全無關的行業，理論上已無後顧之憂，「大局」仍如鬼魅一樣壓在他們心上。
職場性騷擾難處理，不僅因《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的申訴機制漏洞，還受職場上的「關係」橫加阻礙。當性騷擾發生，比起論對錯，現實上更常先比拼人脈資本，加害者可透過人脈施壓被害者，讓被害者遭遇性暴力後，還可能面對工作受阻或失業的後果。
越是陽剛、看重人脈的行業，越講究輩份、看重人情文化、「大師崇拜」，因此，輩分職位較高的人，就越受保護。受害者不只在原單位待不下去，甚至在整個行業重新求職都有困難。
於是，「說出受害經驗」，常成為「離職換行」的原因或結果。受害者要不就因為發聲而丟工作，要不就得等換工作後，才能為自己言說。這種受制的情況，在政治行業裡延伸得更幽遠。
即使轉行，受害者心中對國家的期許並未改變、她們始終顧忌自己嚮往的「大局」，她們既是所屬政黨最忠誠的支持者，也是最被背叛與傷害的一群。
錯的從不是選擇發聲的受害者。錯的，是將性騷擾文化與大局綁在一起的加害者、旁觀者。
放諸台灣主要政黨，無論對國家主權、經濟體制、社會福利的想像有何差異，其實並沒有任何政黨所期待的大局，必須建立在「侵犯他人性自主」上。
是加害者與旁觀者透過每一次未經同意的黃腔、不當觸摸，持續實踐一個令 promising young women被取消、被噤聲的政治工作文化，迫使人才離開、讓集體期待的大局來得更慢更難。
缺席的組織、被放生的個人
在台灣，所有主要政黨都高呼「性別平等」「拒絕性壓迫（在此包括性別盲與性暴力）」，我們先不去懷疑政黨的誠意，相信這是他們真心推崇的理想。在此理想下，仍能看見在這波 #MeToo 運動以前，政黨太少對其內部文化中的性別問題負起責任。
政治行業對「做組織」的想像，還崇尚由陽剛父權打造的酒桌文化、無黃腔不幽默，預設「能接受一切言語肢體互動」才稱得上「拿對方當朋友」。這些互動不只發生在黨工與選民之間，也存在於黨工聚會和日常工作環境上，但政黨過去缺乏足夠的魄力糾正。
組織的缺席讓「性別平等」和「拒絕性壓迫」的理想成為個人要一肩扛起的責任。
亦即，我必須自行負起實踐的行動與後果，包括了「不冒犯他人」與「獨自面對他人的冒犯」。如果我在實踐過程中，拒絕了未經我同意的冒犯，或者拒絕扮演配合起哄的旁觀者，因此被認定是「不夠成熟的政治工作者」，影響升遷機會，甚至在原有崗位遇到刁難，都是我需要一力承擔的，組織並不會做任何干預，當然也不提供協助。
當性別盲的黃腔笑話天天發生在辦公室內，總是保持沈默、不跟著發笑，就是「不好相處」；如果出聲制止，則是「不圓滑」。這些標籤，都是政治工作上的阻礙。相反的，漠視性平，參與糟糕的爛笑話，則不會有任何後果。這使實踐性平變成一個陷阱，誰當真誰吃虧。
從性別盲升級成「性騷擾」的案件，則會被以「兄弟會」式的手段解決，首先為加害者辯解「他沒有那個意思」，接下來是「為了和氣互相退一步」「他只是一時犯傻，別毀了他的一生」，性創傷在此處理邏輯中，成為一件可以「喬」的事。
示意圖（圖片來源：AI 生成 / 指令：一名女性在黑暗中哭泣）
#MeToo 浪已起，裝睡的組織叫不醒
當性平事件廣泛存在，組織的袖手旁觀，其實就是在默認前述的文化是可被接受的。性壓迫幾乎不必付出代價，才有那麼多「大局當前」也管不好自己的犯行。
性壓迫的結構，既不利於女人，也不利於仗義執言的男人。正直的 pomising young guys 持續被錯待，女性與有正確性平意識的成員感受到不被歡迎、被排除，難以持續職涯、較難升遷進入決策圈，最終劣幣驅逐良幣，糟糕的結構不受挑戰也沒有改進。
組織的缺席，可能也解釋了為什麼這波 #MeToo 運動裡，國民黨和民眾黨的案例偏少。
當此二黨少數案例發生後，黨中央並未及時採取有效行動，如傅崐萁性騷案，現任主席朱立倫和時任主席馬英九不曾道歉；陳雪生成為台灣史上第一個法院認證性騷擾判賠8萬元的立委，國民黨至今未啟動任何評議與黨紀處分。
民眾黨志工性騷案，柯文哲要求「具名檢舉」才處理；民眾黨前網路組副組長遭黨內高層性騷，柯文哲拒不道歉。
國民黨和民眾黨無疑是以用組織的身份對受害者表達：「我們不只過去選擇缺席，此刻也並不打算改變，說出你的受害經驗將不會得到任何幫助」藉此威嚇受害者繼續沈默。
性平有票！採取行動的政黨終將贏得未來
回到對「性騷擾案件在選前七個月大量爆發，是否會影響『大局』」的焦慮，其實，「爆發」本身並不是影響「大局」的關鍵，決定各政黨最終得票的，是面對性騷擾爆發的態度和處理。
新聞永遠會被新聞蓋過，政黨採取的行動，將決定下一則新聞標題是「OO 黨即刻改革」或「OO 黨保持沈默」。
面對劉仕傑被爆出入黨參選前，涉嫌意圖性猥褻的案件，時代力量道歉並表態永不錄用；民進黨則將性騷案件相關主管一率停職或調查，執政內閣將修訂性平三法列為下會期第一優先法案；國民黨為平息「一面堅持提名性騷當事人陳雪生，一面強力攻擊經調查確定案發時不知情、無吃案疑慮的對手林飛帆」，被質疑雙重標準，提議將性平三法修正提前到立法院臨時會（七月底前）。
以民進黨、時代力量為首的政黨要做台灣的「自由派」，確實承擔了更多「進步價值」的重量。
我們看到的是，政黨內部其實有足夠的勇氣和意識面對改革責任，只是始終有部分狂熱支持者，尤以民進黨支持者為主，試圖對重視性平問題的支持者潑糞、將一切「左的」都打成「膠的」，並稱民進黨為「沙包黨」，批評各界對民進黨「過於苛求」。
#MeToo藍綠皆有，性別議題成政黨站穩腳步的契機
MeToo運動證明，重視性平問題並不膠，且非常務實。
自由派政黨事實上已廣納 35 歲以下青年為選舉基本盤，既要享受「天然獨」是他們的原生認同，就必須同時接受性別平等也是他們的內建價值。這並非樂觀地說他們人人都是能長篇論述的女性主義者，但他們對性別議題的重視絕對強烈，一部同婚專法帶來的紅利，足以讓執政黨一路從 2019 年獲益至今。政黨對 #MeToo 的態度，則是同婚之後，下一個影響他們投票意向的重要指標。
這些人的票，不願進行性平改革的國民黨與民眾黨柯文哲搶不走，但 2022 年民眾黨曾證明，如果他們聰明地投資在性平問題上備受好評的黃珊珊，這些青年票是可移動的。
民進黨的狂熱支持者必須面對，政黨基本盤本就會隨政黨的發展和時代的推進而變。
從黨外到黨禁解除，民進黨在野所能吸引且勝選需要的基本盤，與已經執政後的 2023 年並不同。民進黨已經不可能在缺乏青年支持的前提下，僅靠剛民主化時已聚攏的基本盤，在大型選舉中佔優勢。
意圖搶佔青年票的，也不僅是自由派政黨。
年年選舉，各政黨都在苦求青年選票。青年票還沒有過於堅定的政黨認同，換句話說，這票比起已有死忠支持政黨的中老年人，還值得拉。而人的政黨認同是會在一次次投票中逐漸習慣並穩固的，因此，拉到一張青年票，對政黨而言獲益不只眼前，更在未來。
為拉攏青年票，政黨與候選人常假外求。如改換服裝風格、學會臉頰愛心和流行簡語。但其實，政黨作為「以價值為產品」的品牌，真正能吸引客戶的，始終還是得向內求：政黨的價值理念是什麼。浮於表面的「年輕化」並非不可，但它們只能是本質上的加權選項，不能取代本質。
青年沒有堅定的政黨認同，卻不一定沒有堅定的議題價值。
性別議題，恰是能高度影響青年認同度的議題。比起追問受害者「為何選擇大局當前說出來」，他們更希望看見政黨追問加害者「大局當前你怎麼管不好自己」。
MeToo 一定會影響選情，但是正面或負面影響、與對手的正負之間拉開多少差距——不是性騷擾的受害者「說與不說」決定的，而是政黨「行動與如何行動」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