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莊逸心
從心理系轉哲學系，專長是精神醫學、現象學、以及故作鎮定地搞砸自己的人生。偶爾也聊詩和電影
為了脫離蘇聯獲得獨立與自由，立陶宛曾度過艱辛的抗爭，也因此更堅定守護其自由民主價值。圖為 1991 年 1 月蘇聯派兵鎮壓立陶宛獨立運動，立陶宛人手舉國旗上街抗爭、經過蘇聯坦克
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時常被視作抵抗俄羅斯的政治宣傳上最成功的地區。這三個國家不光是在抵禦資訊滲透上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同時也有著卓越的成就。比起其他國家，波羅的海三國更加了解如何阻擋假訊息的滲透，並將其造成的社會影響降到最低。
其中，立陶宛在防堵俄羅斯資訊滲透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在 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之後，普丁就開始對全歐洲進行鋪天蓋地的訊息攻擊。然而相比其他國家，立陶宛對於假訊息更有警覺，除了依循明確的法律程序，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來檢測、預防和破壞假訊息的威脅，同時透過公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增進大眾的媒體識讀素養，建立抵禦資訊攻擊的韌性。而在應對資訊戰與心理戰的專業知識方面，更讓立陶宛在盟友之間贏得了當之無愧的尊重。以下分別由經濟、媒體與社會三方面解析立陶宛的成功之處，以及尚待加強的部分。
經濟、能源與網路安全
自 2009 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立陶宛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顯著下降，截至 2020 年，立陶宛的企業已成功實現供應鍊和出口市場多元化。俄羅斯仍然是重要的貿易夥伴，但立陶宛（不包括能源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是德國、荷蘭、美國、瑞典等國家。即使俄羅斯努力保持其在歐洲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但立陶宛努力地加強自身的能源獨立與安全，在 2013 年租用了一個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FSRU）使其能夠進口大量液化天然氣，進而減少依賴俄羅斯進口。2015 年，立陶宛還完成了一條通往瑞典的海底電力線（NordBalt）和一條通往波蘭的陸上電力互連線（LitPol Link），再加上其共享愛沙尼亞和芬蘭之間的海底電纜，意味著立陶宛逐漸能夠脫離俄羅斯的能源掌控。
2021 年，由於立陶宛在首都維爾紐斯開設了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它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剎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許多立陶宛的企業代表都表達了他們對於中國的擔憂，除了因為歐盟遲早會失去經濟上的競爭優勢，也因為中國若能掌控歐洲的關鍵基礎建設，很有可能會對全歐洲的安全帶來重大的威脅。研究的受訪者還指出針對立陶宛的網路攻擊正在持續擴大，對於立陶宛這樣一個小國來說，這樣的攻擊實在不成比例。也因此，它必須要更加謹慎地發展資訊技術服務或挑選產品供應商，包括 5G 技術的發展也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風險因素。
值得稱許的是，立陶宛的國家機構、企業和大眾對於數位安全的認識都在不斷提高當中，並且充分了解被俄羅斯／中國資訊滲透的危險性。例如：國家機構會定期審查其資訊科技技術和設備採購政策；商界也知道社會要抵禦俄羅斯和中國的經濟遊說有其必要，並願意將國家安全考量放在短期的經濟收益之上，政府與商界雙方都有共識，為了確保國家安全，重大經濟、技術和創新項目以及外國投資者都須符合國家安全利益。
然而這些應對並非無懈可擊，某些立陶宛經濟群體依然容易受到俄羅斯滲透，例如與白俄羅斯、俄羅斯以及在與這些國家接壤的地區附近開展業務的企業家。來自歐盟的產品也可能有其風險，因為歐盟並沒有特別把關製造商的來源。立陶宛的地理位置也讓其暴露在更多危險之下，例如距離立陶宛首都僅 40 公里的白俄羅斯奧斯特羅韋茨（Astravyets）核電廠，就被視為對立陶宛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立陶宛在波羅的海唯一的港口克萊佩達港（Klaipėda）也被認為有安全上的顧慮，因為該港的一些物流和貨運公司是俄羅斯或白俄羅斯擁有的，而且許多貨物都會經由克萊佩達港到達白俄羅斯。最後，立陶宛境內目前仍然有一些硬體設備來自於蘇聯時期（例如鐵路的運行控制系統），要如何盡快汰換這些蘇聯留下的設備，又要確保新建的網路軟硬體設施的安全，對於立陶宛來說要顧慮資訊安全並面面俱到實屬不易。
為了提升對俄羅斯混合戰手法的抵抗力，立陶宛自 2014 年後發行多種版本的民防手冊，讓民眾認識國家所面對的威脅。圖為 2016 年出版之《積極抵抗指南》
社會與政治
俄羅斯多年來不斷利用其國家的歷史來貶低立陶宛的國家地位。不光是將俄羅斯描述為二戰的唯一勝利者，樹立蘇聯時代的正面形象，同時更大力詆毀二戰後的立陶宛獨立運動——歐洲最長的民主抵抗運動。由於立陶宛對於假新聞的高度戒心，這些對於錯誤歷史的煽動性描述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然而部分國家的官辦非政府組織(GONGOs)卻是另一個威脅。這些組織表面上扮演著民間社會組織的角色，但實際上卻從事破壞性活動——而這些 GONGOs 不是俄羅斯就是中國所設立。在香港的抗爭期間，立陶宛就有觀察到這些 GONGOs 出面表態支持中國。
另外，其他社會與經濟因素也會影響特定族群的訊息接收，包括閱讀習慣、同溫層、媒體素養、教育和生活方式等等。尤其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教育程度和生活品質的顯著差異，加大了訊息之間的不流通性，形成了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俄羅斯正是利用了特定社會群體對政府的不滿分化立陶宛國民，讓它惡毒的故事得以生根發芽。2020 年初立陶宛總人口中，波蘭人佔 5.7%、俄羅斯人佔 4.5%，其他人佔 3.9%；要如何使新移民融入當地的語言文化，對立陶宛來說至關重要。即使某些來自俄羅斯的人口可能是為了逃離政治迫害才來到立陶宛，但在語言文化都不同的情況下，他們很難真正融入社會並接收到真實的資訊。雖然立陶宛社會對兩極分化和極端主義具有很強的抵抗力，然而政府必須更好地傾聽這些群體的聲音，制定更多長期的綜合政策和計劃。民間社會組織 (CSO) 通常是可靠的合作夥伴，能夠針對弱勢群體面臨的問題設計相應的政策，應該更好地運用這些組織，以減少這些群體受外國惡意資訊的影響。
媒體
資訊安全是國防安全的一部份——立陶宛應該是最深刻了解這句話的國家。立陶宛武裝部隊是最早開發實地監測、評估和分析訊息環境能力的軍隊之一。由於網路社交平台時常被俄羅斯用於情報收集、挑釁、反應測試和持續地宣傳假訊息，立陶宛依循著明確的法律程序，建立了全面的法律框架來檢測、預防和破壞假訊息的威脅。譬如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積極監測資訊環境，並經常得到國家級戰略傳播單位的協助。所有國家機構都需要做事實查核和戰略溝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立陶宛外交部更是將資訊安全問題推到了歐盟議程的首位。國家安全局（VSD）和第二調查局則會通過每年發布國家威脅評估報告和地緣政治趨勢分析，提高大眾對國家安全問題的認識。
為了強化網路安全，立陶宛與盟國密切合作，譬如立陶宛軍方和波蘭軍方共同籌組聯合小組，參與大型網路防護演習以吸取經驗
然而，政治干預當然有其風險，立陶宛的受訪者雖然對於國家在打擊假訊息上的表現持高度肯定的態度，但也指出各國家機構的能力參差不齊，並認為公務員應該定期接受相關培訓，才能更了解如何應對網路訊息攻擊。此外，民眾也認為應更積極地提升媒體報導的品質和新聞專業度，以及媒體所有權的透明性。最重要的是國家不能威脅到媒體獨立性和報導品質——這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條件——要能夠處理「言論自由和打擊假新聞」之間的微妙平衡。而比這更困難的或許是要如何跟國際社交平台合作，畢竟大型的網路巨頭如 Meta 或 Twitter 等都不受立陶宛法規的約束。
要能夠成功抵抗資訊攻擊，關鍵問題是持續建構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安全的多元結構。公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媒體識讀素養是至關重要的能力。在這方面，立陶宛國家教育戰略明確定義教育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並將媒體識讀包括在內，這是相當值得國際注意的。立陶宛的公民社會也直接參與國家訊息環境監測，大量工作由在資訊科技、媒體、學術界、教育和商業部門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承擔。民間社會組織在其職權範圍內抵抗假訊息，並積極參與正面的敘事交流。
除此之外，立陶宛文化部偶爾會評估立陶宛民眾的媒體素養，該調查側重於對大眾媒體的使用模式、溝通技巧以及對大眾媒體的看法，從而為往後的媒體教育建立指標。但評估需要更系統化也需要更頻繁。在社交媒體與訊息快速傳播的時代，社會處於面對假訊息和負面新聞的第一線，戰略溝通雖然有效，但卻不足以發展出長期的抵抗力。如果局勢緊張升級，也會無法應付。在這種時候，政府需要第一時間跳出來發起新的政策、法律或成立新的組織，好讓國家能夠緊急應對來自外國的惡意宣傳和假訊息。政府的抵抗手段將會是社會其他人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