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高中調查「青年服勤意願」就是引戰？反思流於形式主義的校園民防工作

高中職校園發放「青年服勤同意書」，調查學生是否願意參與校園災防、民防事務，再度引發媒體報導與立委質疑，政府是否有意「讓高中生上戰場」。事件最後由教育部長道歉、國防部長喊停暫時告一段落。回顧2022年、2023年，其實都發生過相同的事情，教育部依法執行校園災防與民防業務1 ，經媒體披露後，在網路社群平台引發喧然大波。

這不禁令人感到好奇，類似的事情，同樣的爭議，為什麼這幾年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發生？為什麼災防、民防工作，需要找學生參加呢？

事件源頭：教育部依法執行民防業務超過20年

依據《民防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之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由中央主管（內政部）機關會同教育部定之」，並以此作為法源基礎，制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其中第三條又規定「學校教師、職員及學生應參加防護團編組」。也就是說，高中職學校為了籌組協助防災、救護與緊急應變工作的防護團，除了學校教職員之外，也會讓學生參加。

上述規定自從2001年《民防法》制定以來就已經存在，由各地方政府統籌主導的官方民防團隊，也存在著「青年服勤大隊」紙上編制。招募高中職學生參與災防、民防業務，既不是新法律，也不是政府機關新規定，而是已經存在並執行多年的民防業務。

我們從去（2023）年 3 月，教育部針對「全動法修正案草案」引發的網路謠言「總統下令 16 歲學生造冊要上戰場」發布的澄清說明中也可看到，教育部強調，「（學生）人力編組已實行超過20年，編組名冊只會留在各校備查。」

教育部也對外說明，「學校防護團」成立目的在於「協助救護、消防等教育訓練，如配合年度定期防災演練、萬安演習等，培養學生在災難發生時發揮校園安全、自救、救人能力。」但是到了去年11月，正值總統大選火熱期間，該則謠言再次透過網路流傳，迫使教育部必須第二次澄清闢謠2 。

儘管教育部已經公開解釋兩次，而且基於先前引發的爭議，為了尊重學生個人意願，自2023年起調整執行方式，預先發放意願調查表徵詢學生，並且註明排除學生參與軍警勤務。沒想到，新做法今年才剛上路，依然遭到立場鮮明的媒體與在野黨立委質疑批評「政府號召學生上戰場」，引發學生家長恐慌。

澄清、再澄清、又澄清，教育部為何總是有理說不清？

正所謂「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面對隨時爆發的網路謠言，公部門再怎麼澄清說明，往往難以挽回輿論劣勢。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教育部依法執行校園民防業務，容易引發謠言或輿論質疑的原因：如今許多民眾打從心裡不認為學生應該和災防、民防扯上關係，也不認為學生有能力投入相關業務。特定媒體、政治人物便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會頻頻帶風向，試圖喚起學生與家長們的恐懼與憂慮。

脫胎自威權時期法令的《全動法》、《民防法》，許多條文立法精神源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總體戰」觀念，當重大災害與危機發生時，政府將會動員民間力量協助投入搶救與防衛工作。《民防法》第2條規定地方政府民防團隊各類工作事項，其中包含「支援軍事勤務」3，便是總體戰觀念的具體展現。姑且先不論，這樣的立法設計是否符合台灣現狀需求，光是「軍事」兩個字出現，就常常遭有心人士用於製造不實訊息，把參與民防工作與上戰場直接劃上等號。

若從整體社會氛圍來看，台灣民主化之後，政府逐步終止過往威權統治時期，以「動員戡亂」為名義實施的全面性軍事動員，整體社會發展走向各領域專業分工，社會風氣轉向多元開放，重視個人權益保障。相對之下，《民防法》制訂二十多年來，校園民防團隊編組與演訓工作逐漸流於形式化，彷彿只是官僚體系內部行政作業。

官方民防系統淪於形式化、客觀社會環境與民心風氣改變，這些因素導致台灣民眾與災防、民防工作有距離感，陌生、不認識，甚至認為事不關己，「讓專業的去做就好」，救災、保衛台灣，這些事情應該由政府、軍隊或專業組織負責。

教育現場大幅轉變，但是民防法規並未與時俱進

我們固然可以從「民主和平病」的角度評論上述現象，正是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讓有心人士得以帶風向，操作不實言論屢屢得逞。但是從社會溝通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應該思考，如何有理有據的說服社會大眾，諸如，學生參與災防、民防事務，能夠發揮什麼作用？對於學生本身，以及他的家庭、當地社區，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幫助？針對這些問題，政府若提出讓人滿意的正面論述，而非只是僵硬的「依法行政」，或許才是獲得民眾信任的關鍵之處。

參加災防、民防工作必須具備基礎知識、技術與體能，不僅是為了實務執行面更有效率，也是為了確保參與者本身的個人安全。目前內政部消防署推動的「防災士」培訓，就是為了推廣適合社會大眾應對重大災害的逃生避難、急救與救災課程。然而，目前高中職教育階段，提供學生這類知識與技能的課程或管道是否充足呢？如果教育體系能夠提供合適的培訓資源，或許家長們更能放心讓學生參與救災與民防業務。

從軍訓、國防通識課程轉型而來的「全民國防教育」4，理論上授課應該涵蓋前述相關內容，不過108課綱下的全民國防課程，目前僅有高一上、下學期各一堂必修課（總共2學分），對比1998年以前，台灣高中職學生三年必修12學分軍訓課，「全民國防教育」授課時數縮減，而且師資與教學內容，都還處在教官逐步退出校園的轉型期。

由此可知一個奇怪現象，二十多年來，經歷幾次課綱調整，高中職教育階段原有的軍訓課程，原本是轉型成為民防、災防知識傳授管道的好機會，然而，目前「全民國防教育」極其有限的授課時數，僅能「蜻蜓點水」般作概要性介紹。與此同時，政府部門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依然僵固的執行《民防法》關於籌設校園防護團、青年服勤大隊相關規定。

教育現場與公部門民防體系出現落差，政府持續依法辦理號招高中職學生參與災防、民防，看在外界（特別是學生父母）眼中，形同是招募缺乏相關基礎的年輕學子，貿然投入民防或災防，當然容易引發民眾質疑；即使學生熱心自願參與，後續地方政府是否能夠提供合適的培訓資源也是一大疑慮。

是時候重新審視學生參與災防、民防團隊的功能定位與培訓資源

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末期，臺灣總督府曾經強制動員中學生加入地方防衛部隊；長達數十年黨國威權統治時期，許多台灣中學生都必須接受準軍事訓練（軍訓課程），為了未來入伍服役預作準備。國家強制動員全民參與防衛任務，這些歷史事實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是隨著時空環境轉變，自由民主的年代，學校光是詢問高中職學生參與災防、民防事務的意願，就會被媒體或政治人物藉題發揮，淪為操作議題的「提款機」。

批評有心人蓄意帶風向之餘，我們也應該正視問題根源，目前高中職教育階段提供的全民國防教育授課時數與課程品質，是否足以讓學生具備參與救災與民防工作的基礎知識與技能？能夠讓學生可以助人，也可以自保自救？關於這個問題，恐怕從中央部會（教育部、內政部、國防部）到各地方政府，誰都不敢掛保證。

究竟，災防與民防工作，哪些部份適合學生參與？教育現場又能提供多少合適的知識與技能培訓？如果學校端無法提供，是否應該更積極擴大引進外部資源（例如防災士、EMT-1、T-CERT等新式培訓）？如果我們都同意，學生參與災防、民防工作對於個人、家庭、學校與社區都能帶來正面效益，相對的學習資源與培訓管道就必不可少。如果這些前提條件無法獲得釐清與改善，並且提出合理且明確的政策規劃，中央、地方政府繼續因循老舊且流於形式化的校園民防制度，勢必無法讓學生及家長放心，也會持續成為有心人士操作輿論戰的題材。

教育體系執行民防業務面臨內憂、外患交加的艱難處境，無非反映出《全動法》、《民防法》二十多年來沒有與時俱進，導致校園防務團、青年服勤大隊等地方民防團隊編組籌設，淪為徒增爭議的紙上作業5。民防法規與公務體系執行面，明顯與時代脫節，已經到了必須重新檢視、大幅翻修以切合台灣現狀需求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