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觀點】三軍儀隊移出中正廟堂體只是第一步：對文化部的幾點呼籲與回應

中正紀念堂（以下稱中正廟）的轉型議題，從堂體是否拆除、改名的各種選項，到不同的轉型方案規劃，在台灣社會已累積了不少討論。近日，有立委質詢時，針對「三軍儀隊在蔣中正銅像前進行的交接儀式」，建議至少可先讓三軍儀隊撤離堂體、從銅像大廳遷到其他位置，強調國軍要效忠的對象應為國家，而非特定個人，更非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獨裁者與加害者。

對此，國防部部長顧立雄於 6 月 26 日受質詢時表示，儀隊可以撤離堂體、也有持續與文化部協調與討論，待文化部最後拍板定案實施的時間與細節，國防部完全配合，已釋出改革的意志。然而，從文化部部長於 7 月 3 日受質詢的回應，目前仍看不出文化部推動轉型正義的魄力與決心，且認為轉型方案要由「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通過才啟動改革，而在 7 月 4 日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明昕召集文化部、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內政部、國發會等 6 個部會盤點促轉會移轉至相關部會的工作事項，並於會議中決議三軍儀隊將撤出堂體，移轉至自由廣場進行操演。

看似目前已成功達成要將三軍儀隊移出中正廟堂體的決議，然而，從整體決策機制、國防部部長及文化部部長的表態、最終仍要透過各界民眾反彈、由行政院內會議通過，才能移出三軍儀隊的過程，凸顯台灣的轉型正義現況仍有許多挑戰。

本文以下爬梳何謂威權象徵、移出三軍儀隊的轉型正義內涵，指出從轉型正義的角度為什麼需要移出儀隊；再針對中正廟三軍儀隊議題改革的決策機制，加以說明，不同機關的表態內容為何、文化部部長李遠上任後有哪些說法、這些說法背後存有哪些問題；最後提出民間對文化部的呼籲與回應：文化部部長除了應加速三軍儀隊移出中正廟堂體、停止對獨裁者致意，同時也應加速對中正廟整體命名、堂體、定位、建築等空間的轉型正義工程，以落實應移除威權象徵的轉型正義義務。

何謂威權象徵：移出三軍儀隊的轉型正義意涵

「威權象徵」指的是在威權統治時期（1945/8/15-1992/11/6），統治者為了塑造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藉由不同的物件與形式，如鑄造錢幣、懸掛肖像、設立銅像、設置紀念空間、街道命名等方式，在公共建築與空間中，將威權統治者塑造為國人的崇拜對象，使其形象自然存在於人民的日常生活與集體記憶中，以達到思想控制、政治宣傳及成為社會共同記憶的目的。

為了推動轉型正義、深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喚起社會大眾對威權統治的檢討與反思，以避免國家不再重蹈覆轍。針對威權象徵，《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5 條第 1 項明白指出「為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及記取侵害人權事件之歷史教訓，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

在此定義下，「威權象徵」包含了台灣各縣市常見的、以中正為名的道路名稱，也包含了用以紀念蔣中正獨裁者的「中正紀念堂」、許多公共空間仍然可見的兩蔣銅像等。除了這些有形的建築物與路牌，國防部三軍儀隊定時向銅像禮敬儀式，同樣也帶有尊崇獨裁者、向威權統治者致意的意涵，這些對威權統治者的公共空間紀念，都構成威權象徵。國防部三軍儀隊，作為我國的國家軍隊，其服務與效忠的對象應該是國家，而不再是某個個人、某個黨派甚至是威權統治者。因此，移出三軍儀隊，象徵著代表國家的三軍儀隊不再需要緬懷或紀念威權統治者，代表台灣更積極地否定威權統治的正當性、記取侵害人權事件的教訓。

決策機制：國防部部長、文化部部長上任後的表態

「中正紀念堂」是指標性的威權紀念物，其轉型卻面臨許多制度性障礙，包括法源《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辦理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典藏、展覽及藝文推廣活動業務，特設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其尊蔣定位需修法才能解套。此外，過去在政治角力下，中央與地方爭相將其指定為古蹟，造成促轉會前代理主委葉虹靈口中，「中正紀念堂全區都是古蹟，只要動一磚一瓦都需要配套」的窘境。在此前提下，未被列入古蹟範圍的大廳內蔣中正「銅像」及定時對其禮敬的「三軍儀隊」，理應相對容易處理，遂成為近年爭議焦點，也是轉型正義一再退讓的縮影。

回到三軍儀隊儀式的決策機制，由於中正廟由文化部所屬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管理，國防部三軍儀隊則由國防部所管理，因此，中正廟的三軍儀隊定期向銅像禮敬的儀式，同時涉及國防部與文化部的職權，需要兩個部會的跨部間溝通，來進行改革與決策。

事實上，兩個部門的協調也已持續一段時間。假設文化部、國防部都已同意改革，針對三軍儀隊之行政事宜，無待修法即可直接調整；如果跨機關間有需要協調之處，則依照《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設置要點》，「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的任務即是為了推動跨機關之協調整合、統合各部會間關於推動轉型正義的事項，可由行政院層級推動跨部溝通，但並不代表所有轉型正義的措施都必須通過該會報才能實施。文化部稱相關方案須送推動轉型正義會報通過後實施，忽略了自身作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主管機關，在國防部也同意移出三軍儀隊、配合操演路線後，本身即可善盡其轉型正義職責之義務。

從新政府自 5 月 20 日上任以來，檢視國防部及文化部對三軍儀隊儀式改革的表態。文化部部長針對中正廟轉型與三軍儀式改革，多次的發言讓人失望，包含 5 月 22 日受立委質詢時表示「陳水扁任內把中正紀念堂降級、撤除儀隊，8 年後馬英九上任又升級、恢復儀隊，儀隊像工具被搬來搬去，從我比較人道來講，他不是被大家在政權轉換中移來移去的」、「一是儀隊不該是大家在政權轉換中被移來移去的工具，二是難道儀隊就代表威權嗎？這應該見仁見智」；7 月 3 日受質詢時，面對「國防部部長於 6 月底已釋出願意改革的誠意，明確表明願意配合使儀隊遠離堂體」，再度針對此議題強調「考慮到觀光客喜歡這樣的形式」、「不要撕裂族群」、「目前做法是先從中正紀念堂周邊種種休閒環境陸續改造，至於儀隊部份還沒定案」。

轉型正義是反省不是撕裂：請文化部部長停止散播錯誤的轉型正義概念

文化部部長的發言，凸顯其欠缺對轉型正義的了解，更可能加深民眾誤解「談轉型正義是在撕裂族群」。舉凡觀光客喜歡儀隊、擔心儀隊日曬雨淋、周邊休閒環境改造，都可以透過挑選地點、設計動線、考量天氣因素當日取消儀隊等配套措施加以改進，也與「將儀隊遠離堂體、減少威權象徵、推動轉型正義」並不衝突。甚至必須反思的是，我們想讓國內外觀光客看見的台灣，是怎麼樣的國際形象？是一個尊崇獨裁者、還要固定時段特地請儀隊來敬禮、對威權銅像致意的國家形象嗎？

而面對「轉型正義可能撕裂族群」的說法，試想：台灣的族群是甚麼時候撕裂的？本省跟外省的界線是怎麼形塑出來並且以此作為區分權力跟位階的依據的、是如何強化兩者的衝突的？社會信任是甚麼時候瓦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甚麼時候變成特務、線民、抓耙仔、背叛者的？反而是在威權統治時期。轉型正義的內涵，是要對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威權統治體制侵害人權的歷史提出反省和檢討，包含當初所有受難的本省籍與外省籍、各種不同的族群，挖掘真相、給予受害者一定的賠償、識別出加害者，讓現代社會不要再繼續供奉獨裁者，導正威權象徵及思維。

台灣社會中，還有許多人仍在尋覓真相，無論是當事人、家屬後代、或是其他關心這件事情的人，還想要知道自己的家人、朋友、老師是如何被國民黨殺死、帶走的，台灣一直都存在著這樣的傷痕、這樣的撕裂，一直都不是平和、和諧的狀態，繼續視而不見，這些傷口也不會不存在。不是因為談轉型正義台灣才開始分裂，是開始談轉型正義，這些傷痕才有機會癒合，是開始談轉型正義，這些台灣的歧見才有機會深刻互動及溝通。假定現在持續供奉獨裁者的社會是一個和平、和諧的社會，就只會一直看著這個不平衡的天平，認為處理轉型正義就是在撕裂族群。

往長遠來看，目前還僅是針對三軍儀隊撤出堂體，針對的是已有史實論證侵害人權的蔣介石銅像及其禮敬儀式，還不涉及具有文資身分、受組織法保障的其他建築空間，如果連三軍儀隊移出都缺乏政治決心，以後要怎麼繼續談中正廟堂體本身乃至於其他具有文資身分的空間、要怎麼繼續談兩蔣以外加害者或協力者的識別？要怎麼真正談在威權統治時期不同程度參與、具有不同程度能動性、在不同位階與位置上、做出不同決定的參與者呢？要怎麼真正面對過去呢？

在行政院跨部門會議通過三軍儀隊移出堂體的決議後，未來文化部面對其下轄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必須持續處理中正廟的整體轉型議題，包括建築命名、堂體銅像、歷史定位、空間運用、組織法修法、解文資身分等轉型正義工程，並在推動過程強化說明與溝通，讓不同群體、擁有不同歷史記憶、或接收不同資訊的人漸漸了解轉型正義的內涵，漸漸把似是而非的某些論述加以釐清，以落實應移除威權象徵的轉型正義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