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代女性比較安全？那可未必——評《軍國主義下的性治理: 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

時常有人將「現在社會就是太民主自由才這麼亂」，反覆吟誦戒嚴時代的安全與美好，然而社群媒體日前揭露過往擄掠幼女賣為雛妓、女性充斥不安的歷史，顛覆了這種說法。然而，過往官方敘事中對女性「安全」的定義，與現今截然不同，更成為推動設置「軍中樂園（後稱特約茶室）」的理由。這本《軍國主義下的性治理：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1951-1992）》，正是探索這一段歷史的最新研究著作。

本書緣起於2018年國民黨在台南市設立慰安婦銅像，主張政府應向日本聲討公道，以此發動對執政黨的政治攻擊和鼓動國族情感，引起論爭，然此遭人們指出，這些聲討公道者卻對國民黨威權時代設立的「軍中樂園」刻意忽略不提，遭詢問時更主張「跟慰安婦不一樣，他們是自願又有領錢，沒問題」，引起抨擊，反射出背後中國和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情感動員。為廓清軍中樂園的發展變遷，及其軍國體制和性別結構，進而推動此方面的轉型正義，本書以此為出發點探索過往。

為什麼會有「軍中樂園」？

回顧過往娼妓史、慰安婦、冷戰東亞跨國性消費等研究，娼妓被視為不同於賢妻良母、強國強種的阻礙，但又與軍隊性需求、軍國陽剛異性戀文化形塑和社會安全密不可分。故十九世紀起，由國家強制力介入管制，而本地協力者、參與者（當事人）自願抉擇的能動性，「性工作者=性病傳染源」、「保護良家女子」與「娼母二元論」等觀念具體化，公娼制度逐步形成。

上述這些要素成為二戰慰安婦，以及戰後日本、南韓和台灣為了慰勞美軍與軍人、保護「良家婦女」而形成之跨國性產業的背景觀念與體制基礎，且此一制度當時並未成為戰後審判中，認為應該重視、審理的「罪行」。在上述觀念、結構和中國內戰脈絡發展下，出現「軍中樂園」設立之議。

1952年參謀總長周至柔指出，軍中手淫、逃兵等不良行為和軍紀問題嚴重，加上「限婚令」和低薪使軍人難以娶妻，他擔心強姦民女等犯罪行為會持續出現，導致觀感不佳，而為了保護「良家女子」，他以中國自古均有軍妓，和日、美、英也都有特種妓院等國族主義和現實理由強化正當性，提議設立軍中樂園，獲蔣介石許可，指示試辦。

軍方以「官營商辦」的模式辦理，承包商人多有當年協助日本設立「慰安所」的經驗，協助「招募」侍應生，而侍應生條件隨著法制化日趨完善，如有未成年、擄掠、買賣等觸法問題，責任也全由承包商負責，軍方全無責任。至於當時「慰安婦」不僅不是國府重視的「事」，反而是設立「軍中樂園」的合理與正當理由。

隨著辦理擴大化、常態化與法治化，地方政府、軍警、承包商形成協力體制，進行選址、空間與秩序規劃、公共衛生、內部管理、回應輿論等分工。軍中樂園則更名為「特約茶室」，並不對外營業，以淡化負面印象，對內則強調侍應生與軍人的買賣關係，侍應生負擔公衛責任，檢查也由未具專業之軍醫進行，更限制相處時間，以免軍人和侍應生產生感情。而「美軍特約茶室」亦以「保護本國女子」、用性促進國民外交的考量設立，以供美軍所用。

誰在「軍中樂園」服務？

當時侍應生的來源可分為軍眷、自由從業、人口拐帶、女囚、私娼、養女和原住民女侍應生。有些軍眷因失散而從業，但因在軍國主義體制下，軍眷被視為良善、穩定軍心、從屬於軍隊的所有物，高於侍應生，因此會盡速讓其「從良」為母；外島則由特設機構聘募、審核以確保邊境安全。

雖有部分雖來自辦理業者依照規定進行自由招募，但仍然出現拐帶未成年少女賣當侍應生，或誘騙未成年女性並以暴力強迫為娼的情況產生，而當時特約茶室更找流氓做保鑣，受害者眾，且這些行為手段更與慰安婦口述經驗下的情況相仿。

而目前雖無大量證據證明，曾有女囚為了減刑充當侍應生，或軍警合作將私娼轉送軍中樂園，然當時口述、社會說法、小說乃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刊物都曾提及，婦工會甚至支持將私娼充當軍妓。而原住民女侍應生的聘僱，軍方則有資料證明，臺灣省政府更曾致電國防部禁止再招募原住民侍應生，以免影響「淳樸的山胞」。

茶室規範是否有效實無法確認，因政府重視的是消解性慾，和營造「娼妓肉體汙濁、但仍有愛國高潔靈魂」的對內宣傳，性病防治檢查均未徹底，亦未曾切實評估。另因軍中樂園只解決性的苦悶，卻不能讓軍人宣洩情感需求，加上軍人只能在軍中樂園和軍營學習與異性乃至同性情慾互動的模式，留下日後的不良影響。

「軍中樂園」結束之後，軍妓們的苦難結束了嗎？

隨著1980年代末臺灣女權運動的興起、冷戰終結和自由民主化，加上性別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國內對雛妓、慰安婦議題的討論浮上檯面，這套由軍國主義體制、傳統保守道德與性別體制、冷戰結構和中華民國動員戡亂體制構築而成的軍妓制度也逐步廢止。

本島廢止時間並無資料佐證，金門和馬祖則於1990年和1992年廢止，金門廢止的原因更是逼良為娼、未成年人口販賣之故，且檢方最終亦為自栩嚴格審核的軍方文過飾非，將責任全放在承包商身上。隨後雖有姦殺案出現而恢復設置的呼聲，但在社會輿論抨擊和女性主義思潮抬頭下，最終並未捲土重來。

特約茶室也捲進慰安婦爭議之中。立委陳水扁曾以「國民黨時期的慰安婦制度—特約茶室」質詢國防部，但國防部主張特約茶室跟華西街公娼一樣是自願就業，跟慰安婦不一樣，並表示軍妓制度不是壓迫女性，未來也不再需要軍妓制度，贊同廢除，藉此將過往責任一筆帶過。顯示國民黨政府並未認定當年的措舉有何問題，以及反省威權體制帶來的傷害。

而2001年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台灣論》出版，使慰安婦與軍中樂園成為中國左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台灣民族主義者論戰的焦點。該書引用奇美董事長許文龍等人的言論，認為慰安婦有自願參與者，引起馮滬祥等泛藍政治人物、《聯合報》、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長潘維剛為時任國民黨籍立委）和婦援會董事長黃淑玲等婦女團體砲轟。該書作者批評「在台中國人」斷章取義、捏造書中沒有的言論，而許文龍為己辯護外，也指責國民黨應先反省軍中樂園。獨派學者質疑，若關心台灣女性，為何不面對軍中樂園？

同時，婦援會雖痛批許氏模糊焦點，但當年其承諾調查軍中樂園的事情，至今仍未見實踐。統派政治人物以反日邏輯談論慰安婦，不僅迴避男性軍人性暴力、保守道德觀壓迫慰安婦生存空間等情況，更運用中國國族主義進行政治動員，強調是中國人拯救了受害者慰安婦，更批評台灣民族主義者繼承壓迫慰安婦的日本精神。

然而論爭雙方亦抱持近似的傳統性別意識、邏輯與行動，使得議題思考走向單一化，於是許多女性主義者指出更多思考方向與多樣性，並提醒婦女運動替過往翻案時，應留心再製過往性別意識的可能性。這也為未來研究戰後台灣女性遭性壓迫的歷史，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出路。

威權統治下的性別不正義也需要轉型正義

本書不僅提及國族敘事、軍國主義體制和性別體制共構的危險性，並指出回過頭來以多元複數侍應生的生命經驗，去反思此一具有延續性、跨國性的體制暴力所帶來的傷害，亦使台灣人檢視外來政權對於女性的影響，更推翻「戒嚴時代很安全」的說法。

透過闡明威權統治下，軍國、性別共構體制壓迫的不公義，利用女性鞏固國民黨政權及其保障社會安全的神話，能使我們進一步梳理、曝光過往進行性壓迫與加害的協力體制及歷史，更從性別面向去揭露和反省過往威權時代性別意識的邏輯思考謬誤，推動性別面向的轉型正義，才能讓我們更貼近地理解戰後台灣史的多面性，並從歷史中學習正確的性別意識，也能夠跨國際、跨時性地思考性產業背後的真實情況。

多面向的理解歷史，才能夠讓我們反思、補償和修正過去的過錯，推動轉型正義，不再重蹈前人覆轍，也能夠讓我們看穿政客操縱慰安婦等性別議題的陰謀，跳脫中國民族主義操作的對立，也反思台灣民族主義的盲點，更進一步重新認識戰後逐漸被人遺忘、卻應認真審視的歷史，建立一個更公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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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主義下的性治理：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1951-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