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配偶周滿芝接受中國指示介選挺侯友宜，無罪到改判8年的法律意義在這裡

【沃草】記者何宇軒報導

你是否覺得，偵辦替中國對台滲透、發展組織的國安案件審理結果，最後常是「輕判」收場？司法在偵辦國安案件時，常因為證據不足、法規限制等原因，例如檢方缺乏證據能證明當事人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意圖，或法官陷入保障國安與擔心侵害人民政治自由的兩難，導致國安案件難以定罪，最後輕判甚至無罪的結果。

但近期仍有原本被判決無罪的國安判決，在檢察官上訴後逆轉的案例。中國配偶周滿芝被檢察官指控，受中共資助，在台灣發展統戰組織。1周滿芝遭起訴後，一審原本獲高等法院(國安案件由高院直接審理)判決無罪，後來檢方上訴，最高法院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2

在今（2026）年 1 月 20 日，高等法院更一審依據國安局情資調查報告，確認給予周滿芝指示的兩個中國組織，都受到中共省級統戰部實質控制，認定周滿芝為中國發展組織多年，且直接向中共統戰高層尋求指導與資助，意圖瓦解我國民眾對中共的提防，對國安及社會安定造成實質危害，依違反《國家安全法》，改判 8 年有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訴。3

從無罪到改判 8 年，為何中間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化？法院的見解出現哪些改變？而目前對於涉及《國安法》相關案件的判決，又常遇到哪些狀況，才會像一審判決那樣，出現無罪？

中國配偶周滿芝接受中共指示 成立組織介入2024大選挺侯友宜

周滿芝做了哪些事？根據一審判決書，周滿芝在 2004 年與鄭姓台灣人結婚，後來以中配身分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她在 2017 年加入中共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並受到中國組織「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執行長崔國衛吸收，在他指示下，周滿芝於 2017 年 8 月在台灣成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作為前述中國組織在台灣的分會。崔國衛也透過視訊，指示她要「維護社會安定，促進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統一」。

檢方提到，周滿芝曾有赴中國尋求資金的行動，包括在 2017 年間前往中國湖南省會見統戰部部長黃蘭香，向中共官方尋求資助在台發展組織，進行「一代一線（青年一代、基層一線）」、「弘揚大陸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等對台統戰工作。
判決書也提到，周滿芝如何介入台灣選舉。周滿芝在崔國衛指示下，於 2017 年在台灣成立「中國愛國黨」，該黨展望為「祖國之統一、中國之富強、民族之興盛而奮起」，並在台灣吸收黨員，訴求降低民進黨的票源、「支持理念一致之友黨勝選」、「推出本黨候選人」等方式為中國發展組織。

周滿芝在 2024 總統大選期間，傳訊向「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執行會長李凱弘，詢問關於總統大選的指示，以及就戰爭相關的新聞時事主題，詢問「北京的回覆」與建議。

同時，周滿芝也在LINE群組「侯友宜新住民後援會」中表示，將連結台中等 9 個縣市各地的新住民團體理事長，以及 8 個新住民、中配社團，支持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也邀集「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幹部及會員，在該會辦公室面晤侯友宜的胞兄侯明鋒，手持宣傳品表態支持侯友宜；她也在相關LINE群組廣發「藍白合」相關新聞，要求會員支持侯（友宜）柯（文哲）配。

國安單位不同調 一審採用調查局說法判無罪 更一審採用國安局說法判 8 年

周滿芝被檢方認為是替中國發展組織、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也配合中共統戰部、國台辦高層及旗下組織接觸、拉攏、吸收在台灣的中配、新住民及新住民二代，滲透我國基層民眾。但一審法院判決無罪，爭議主要在三個方面，包括：「給予指示的中國組織是否受中共官方控制」、「發展組織行為的定義」、「是否達犯罪門檻」等。但這些理由又在檢方上訴後被最高法院推翻、發回更審。

在「組織是否受中共控制」方面，一審法院採信法務部調查局的函文，認定給予周滿芝指示的「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及「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都是中國民政部門登記的地方民間組織，也查不到中國官方有實質控制的證據。

但最高法院認為，在調查局的說法之外，檢察官也有提出國家安全局的情報，顯示涉案協會由中共統戰部督管，也有黨政軍人士擔任顧問。換言之，調查局認為那兩個協會是民間社團，而國安局認為它們有受統戰、宣傳部門管轄，一審法院卻僅採信調查局說法，沒有說明為何不採國安局的情報、沒有釐清兩個機關在情報認定上的職掌與權責分工。

在「發展組織行為的定義」方面，一審判決對「發展組織」行為採取嚴格定義，認為「發展組織」應該以組織開始接觸、招攬、吸收「新成員」的時點起算，在此之前，即便周滿芝與崔國衛有以視訊方式交換意見，也難以就此認定有著手接觸、招攬、吸收新成員的事實。

最高法院則認為，發展「附隨組織」以支援及壯大組織本體，解釋上也應該認為符合發展組織的行為定義。一審判決並沒有調查，周滿芝成立的新住民關懷協會等組織，是否為附隨組織。

至於「未達犯罪門檻」方面，一審法院認為被告參與視訊座談會屬於集會自由，赴中國尋求資金，性質上類似尋求贊助。一審法院甚至認為，如果周滿芝有替中國發展組織，那一定有受到資金挹注，沒必要主動尋求贊助；判決書寫道，「被告何須另為尋求贊助，自行想方設法請求與湖南省統戰部人士會面？」

最高法院則認為，一審判決沒有調查釐清周滿芝成立的數個協會，成立與日常運作經費的金流來源為何？以及接受何人資助？也沒有查明周滿芝是否接受滲透來源指示及資助在台成立附隨組織。

在最高法院發回後，更一審法院依照最高法院的發回意旨重新審理，最後做出有罪判決。在爭議的「組織是否受中共控制」方面，更一審認為有關境外敵對勢力及滲透來源的認定，應該以國安局判斷為準，進而認定涉案的兩個協會受中共官方實質控制。

至於周滿芝成立的「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及「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更一審法院從活動內容、宗旨等方面認定，它們當初是受中國方面指示成立，是受中國實質控制下的協會的附隨組織。

而在危害國家安全意圖方面，因為被告接受指示成立附隨組織並擔任理事長，積極規劃和執行具有明確統戰目的的活動，對中配、新住民進行滲透，已實質威脅中華民國的存在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具有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的意圖。

現行國安法不易舉證「意圖」 難認定「發展組織行為」

對於目前台灣法制下審理國安案件可能的困境，以及本案審理過程法院見解的變化，最高檢察署等單位在今年 1 月 23 日，舉辦「最新國安法『發展組織』實務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與司法官進行討論。

與會學者與司法官認為，在審理國安案件時，經常遇到的困難就是要對「意圖」舉證。曾偵辦多起共諜案等重大國安案件、被中國列為「台獨打手幫凶」的檢察官陳舒怡表示，檢察官負擔了很重要的舉證責任，就是要如何證明被告有意圖，去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

台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馮聖晏表示，目前的法律規定會讓很多檢察官在辦案時感到挫折，是因為有些法官為了避免過度限制政治自由，把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的意圖，設下非常高的證明門檻，導致實務上要證明不法意圖會非常困難，從而沒辦法構成發展組織的犯罪。

馮聖晏說，但因為本案中，檢察官已經證明了被告與境外敵對勢力之間有密切聯繫，不管這些聯繫是成功或失敗，有這些聯繫的行為，就會降低法院對於認定意圖上的高門檻要求。

檢察官王盛輝則分享，他在實務上要證明被告有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意圖時，採用的做法是從「身分」著手。若被吸收的對象是軍人，那吸收該位軍人的被告，主觀犯意就比較容易證明。

王盛輝說，因為軍人有保家衛國與忠誠的義務，若被告吸收現、退役軍人，目的不外乎希望對方洩漏機敏資料、或希望對方拍攝投降影片，所以可以認為，被告有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意圖。他過去處理的案子用這樣的方式舉證，有被法院接受，後來也都判決確定並執行了。

微小行為會造成重大危害！國安案件應看整體圖像

國安案件常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關於證據的整體性，或許單一行為看似不構成危害，但若整體來看，可能又有不同結果。馮聖晏說，檢察官在本案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針對這種國家安全案件的類型，不能把個別行為切割開來，而是要拼成一個拼圖之後，再來看這個完整圖像，是不是在為境外敵對勢力發展組織，也必須要去看當事人在組織中，平常做的事情是什麼，然後從這些事情中，來認定當事人在組織裡是否具有主導性的地位。

馮聖晏也提到，可能很多法官會擔心，這樣一判下去，會過度侵害人民的政治自由與結社自由，但他認為，發展組織的概念，可以有很多的理解方式。像最高法院判決就廣義地把所有可能維持、壯大組織的行為，都理解為發展組織。

馮聖晏說，過去大多數的實務判決會認為，發展組織是一種人力招募的行為，例如為了要擴大組織可用的人力資源，而去做像是接觸、拉攏、吸收等工作。但最高法院判決認為，發展附隨組織，雖然不是發展敵對勢力的組織本身，但也可以認定是在發展組織。

台北地方法院國安專庭法官許凱傑也引用「千沙理論」，提醒必須關注個別微小動作，對國安可能產生的危害。他比喻，假設中國的目標是要在一座島嶼竊取一桶沙，可能會派遣 1000 個人在白天時，像觀光客一樣，每個人挖一勺回來，匯集成一桶沙。因此，身為國安案件的執法者，也要考慮到：單一行為看似危害沒有那麼嚴重，但是當它被放大、具象化時，很可能產生系統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