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藏人桑杰（左）、圖嘉（右）來到臺灣都已有一段時間，雖然還在等待政府核發居留證，但訪談間不斷能感受到，他們認為臺灣能夠帶給他們「Better Life」。（攝影／何宇軒）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於人權的關注上，因為戰爭、政治、宗教、種族等因素受迫害而逃離母國的難民，一向都是焦點。對於臺灣人來說，因為覺得難民離我們遙遠，長期以來欠缺想像和討論。但有一群人，他們為了逃離信仰自由及族群生存都被壓迫的命運，冒險也要逃離中國，其中更有不少人輾轉來到臺灣以「無國籍」身份生活著，他們是流亡的西藏（圖博）人。
2008年3月，適逢西藏反抗中國統治的「抗暴日」49週年，自焚抗議事件層出不窮，也爆發激烈抗爭。壓制抗爭後，中國政府大幅提高統治強度，更加嚴防藏人逃離中國。但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發布的「2008西藏人權狀況」報告指出，當年還是有627人，不惜冒險翻越地形險峻、天候惡劣的喜瑪拉雅山，逃離中國前往印度、尼泊爾，追尋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屬於西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對流亡藏人來說，逃出中國還為了能有實現內心盼望的機會，就是見到達賴喇嘛。
接受《沃草》訪問的圖嘉、桑杰（編按：為保護當事人，均為化名），他們的經歷是藏人流亡生活的縮影。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取得臺灣官方認證的「西藏人證明」，但因為連居留證都還沒取得，所以沒辦法工作、自力營生，只能靠已經在臺取得身份、工作的親友資助。目前大約還有20多人，像圖嘉和桑杰一樣，等待著不再漂浮、踏地生活的機會
逃出中國為遠離壓迫 來臺灣尋找「Better Life」
今年22歲的圖嘉原本住在中國，但因為「小時候看過中國人打西藏人心裡會怕，而且中國政府不喜歡我們的宗教，特別是宗教慶典活動，所以不想住在那邊」，透過親戚幫忙，當時年紀才5、6歲的他，跟著一群人翻越喜馬拉雅山，抵達尼泊爾。直到17歲，跟當地「仲介」買了假護照，他搭機來臺灣投靠更早來臺、取得臺灣身份證的父親丹旺。
今年37歲的桑杰，來到臺灣大約已經16年，在這之前，他也曾在尼泊爾住了十年。桑杰大約在11歲時，跟著別人越過喜馬拉雅山逃離中國。提到逃離中國的原因，桑杰說，「想見達賴喇嘛，中國那邊不好，不能拜達賴喇嘛，到尼泊爾至少還可以拜拜。中國人什麼都要管，尤其是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們想要中國把西藏還給我們」。
都已經到了尼泊爾，為什麼還要再次漂流、來到臺灣？圖嘉說，因為到了尼泊爾，當地政府沒有給他們任何身份，因此也不能工作，過著「什麼都沒有」的艱困生活。他進一步說，「有些來到臺灣的『哥哥』有拿到身分證，他們說臺灣人很好、會幫助西藏人，有機會的話要過來」。他父親丹旺這時補充，「拿到身分證，才有工作機會可以賺錢」。不擅長說中文的圖嘉聽了父親的說明後，帶著微笑說著「For better life」，訪問過程中，這句話也多次從他口中重複說出，透露他深切的期盼。
沒身份沒工作 每月最期待親友發薪吃好料
圖嘉和桑杰來臺灣都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在沒身份不能找工作的狀況下，要如何維持生活？圖嘉說，「有時候靠朋友給一些錢資助，他們有時候也會找我打零工，譬如幫忙搬家、打掃家裡，或是幫朋友經營的店送貨。每次打工的錢，大概是一、兩千元。但這種機會很不固定，有時候整個月都沒工作」。
桑杰則是說，「來臺灣16年，曾經有到工地做過像掃地這類的零工，但是當建商開始要登記工人身分的時候，就得離開。因為這樣，也沒有勞保、健保」。作為長輩的丹旺補充，「他們最難過的就是沒有勞健保，生病也沒有錢看醫生。吃、住都不是什麼問題，有朋友可以幫忙。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有時候朋友也會給一兩千塊，讓他們去看醫生。但如果生病狀況比較嚴重又沒錢，就完蛋了」。
圖嘉（右1）、桑杰（右2）、向採訪者細數在臺灣生活的情形。（攝影／何宇軒）
因為沒工作、沒錢、沒固定住所，圖嘉和桑杰不是投宿在丹旺和其他朋友合租的公寓，就是去其他朋友家寄宿，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室內，很少出門。除了待在家掃地、煮飯，偶爾朋友找去打工或約見面，看Youtube也是圖嘉打發時間的方式。問他有沒有喜歡的臺灣歌手，圖嘉帶著微笑說，「我喜歡搖滾樂，所以喜歡Freddy（閃靈主唱、立委林昶佐），我是他的粉絲」。
在大多時間都只能在家的日常生活裡，什麼事情讓他們最感到期待？桑杰笑著說，「哥哥（丹旺）領錢請我們吃飯的時候。牛肉麵、火鍋都很好吃」。
對於未來：希望回西藏見爸媽
因為已經取得西藏人證明，圖嘉和桑杰透過「西藏台灣人權連線」幫助，正在申請居留證。問他們對於未來有沒有什麼想法，除了想待在臺灣、找到工作自力營生，兩人不約而同透露出對西藏家人的想念。圖嘉說，希望有機會能回到西藏，跟媽媽團聚；未來也想繼續玩音樂，夢想是可以成為DJ。桑杰則是以認真的表情說著，「已經二十多年沒回去，很想念爸媽、很想去西藏找他們」。
漂流者的困境 人權國度的課題
無論是受政治迫害或宗教打壓而逃離中國的中國公民或西藏人，以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定義來說，「基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或政治見解歧異，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都是所謂的「難民」。
雖然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目前《難民法》也還沒立法完成，但自2009年我國將聯合國「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具國內法效力後，以兩公約「一般性意見書」在許多段落提到締約國應保障難民與無國籍人同享工作、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權利，如果臺灣要自詡為人權國家，對於難民就應該要有更明確的立場，以及能夠提供協助並更完善的制度設計。
以顏克芬、劉興聯兩位中國難民的遭遇來說，除了因為沒有《難民法》規範缺乏明確處理機制，還有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看，這兩人其實算是「大陸地區」人民而不是「外國人」，造成兩人來臺灣尋求庇護，卻因為沒有處理通則、身份認定敏感，只能卡在機場等待、走一步算一步。
以圖嘉、桑杰，還有歷來分批來臺的流亡西藏人來說，雖然我國《移民法》第16條規定「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多為流亡藏人），未能強制其出國，且經蒙藏委員會（已廢除）認定其身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但政府態度一直處於來一批處理一批的消極心態，且該法規一直存在「落日條款」（原本限於2008年前入境臺灣者適用，後又修正適用範圍，延長到2016年6月前入境者），凸顯了即使流亡藏人來臺尋求居留、定居不曾停止，但到現在還是沒有明確的制度規範。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指出，我國政府在難民議題上之所以一直處在態度未明、制度未定的模糊地帶，部分問題出在很多人擔心通過《難民法》之後，會有更多中國、西藏難民來臺灣尋求庇護及幫助。但以勢必會遭遇難民求助來看，除了加速立法有必要，在漫長的立法過程中，至少可以先制定難民身份的審查流程和相關配套處理措施，讓他們有規則可以依循。這樣，或許臺灣的人權要成為總統蔡英文口中「世界其他國家的高標準」，才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