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俊瑩
臺東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職國史館。
這篇史料的讀者，是廣義孫文學校的信眾。
二二八事件時，基隆成為殺戮之地，港邊屍體載浮載沉的景象，深深烙印在當地人的腦海與記憶裡。但總有人不肯接受這種驚駭、血腥的記述與回憶，不相信1947年的國民黨軍隊會幹出這種把人隨意打死拋入海中的野蠻行徑。鞏固這種自我認知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官方檔案」沒有說港內飄屍。口述歷史、回憶錄、旅滬台人乃至當事人攤出雙手的指控，都是充滿矛盾、不堪檢證的材料。
基隆港西岸碼頭
2017 年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時，孫文學校的二二八「真相」大公開第十問，正是質疑基隆碼頭飄滿浮屍的事實真相。自問自答後還不夠，再用問句形式，鞏固他們所認定的真相，他們說：
我們不禁還要問：軍隊有其一定的審問或處罰程序。我們很難想象，當地的司令會下令將暴徒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起來，然後沒有任何自白口供，就全部用鐵絲綁起來，丟到海裡面，造成港口漂滿浮屍？即使要殺人，有必要用如此的方式嗎？假如卻〔確〕有此事，是否也有可能是暴徒所為，製造社會恐怖並嫁禍予要塞司令？
以問句行文，為的只是迴護。言下之意是黨軍殺人，不會把人穿鐵線丟入港口。縱使有，也有可能是「暴徒」所為，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還可能是被嫁禍的。如果要解決孫文學校徒孫們的「疑問」，他們最可能願意相信的，就是用史宏熹的話說給他們聽，他們才會信。
1980 年 6 月 6 日史宏熹寫給嚴家淦的親筆信中，提到基隆二二八，提筆寫信時七十四歲，寫了滿滿四張信紙。這封信，目的是希望嚴家淦能協助他把退休俸匯到駐外館處方便在美國的他就近領，還有撥配或平價配售房產等跟錢財有關的私事。但我關心的是，史宏熹自己怎麼說基隆二二八。這是過去沒有注意到的材料，也是史宏熹少見對二二八的回憶記述。抄下來給大家看看：
勝利來台，在台情形，不欲多說，想兄知到〔道〕，不過尚有幾點要說說。二二八事變，基隆海面浮屍，得報後，找警察局長來問，他說責任關係，剛才弄清楚，正要來報告，是台北憲兵幹的，我說有何證據？他又說：憲兵由台北用貨車運來，貨車牌照號碼、憲兵部隊隊號、士兵姓名、到達地點及時間，都有紀錄。我拿到即去台北找憲兵張團長〔按：張慕陶〕，他說他不知到〔道〕，按理不該有此事，他去查查看，表示歉意。後來彭孟緝出了一本宣傳小冊子，上面寫的，高雄出了一位智勇雙全的將軍，高雄抓人入監，基隆趨人下海，因此任臺灣警備司令。張團長彭孟緝均是軍校同期同學，同是湖北人，真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我遇上了，自然倒霉運。
連史宏熹自己都說「基隆海面浮屍」，對孫文學校的信徒而言，當時軍隊在基隆殺人，就用這種野蠻模式，不必再懷疑、故作疑問了。
至於人是誰殺的？史宏熹振振有詞，逮到是張慕陶所管的憲兵所為，責任推得一乾二凈。但3月8日首批援軍登岸前，史宏熹已先在基隆市街、港口展開肅清行動，確保援軍登陸無虞，同日夜，有二個自福州開來的憲兵營在基隆登陸，其中五連奉陳儀指示兼程進駐台北，餘留基隆的，自是歸地區戒嚴司令（3 月 9 日 6 時起）史宏熹指揮。但在信中，史宏熹稱海上浮屍是「台北憲兵幹的」，恐是推託之詞，要不然被白崇禧事後怎會大讚「沉著果敢，擊破襲擊要塞之暴徒，使台北轉危為安」的史司令；但也不排除有從台北來的憲兵加入非法處決行列。
白崇禧電蔣中正說明各要塞司令在二二八事件之作為。其中，彭孟緝「鎮壓最為得力」
史宏熹親筆寫下「基隆海面浮屍」。類似孫文學校的惡意詰問可休矣。
海面浮屍，絕非民間「暴徒」所為，嫁禍的人，在史宏熹的主觀認知也認定是張慕陶的憲兵幹的。製造恐怖，串線投海，正是軍隊，不是「暴民」，毫無疑問，不必再問。
再說一次：二二八，「基隆海面浮屍」⋯⋯
史宏熹致嚴家淦信末頁。
本文原於 2018 年 2 月 24 日刊載作者臉書，作者授權沃草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