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到伊被打死的代誌，心肝就像強強要被剝去，真艱苦！但我要養這些囝仔，我不可以煩惱！」講述二二八國家暴力下，被變成政治寡婦的《查某人的二二八》一書，其作者、清大社會所副教授沈秀華在上週（3/20）講座指出，這些活下來的 228 遺孀們回憶當時偷偷替丈夫收屍、目睹丈夫大腸外露的慘狀，卻要將憤恨藏心中，專注養家活口、保護受監視的家人們。她堅信要是沒有這些 228 遺孀們撐起破碎的家庭、立刻補位家中的經濟要角，台灣社會才能繼續運轉，並從過去的威權走向現在的民主。
《查某人的二二八》作者、清大社會所副教授兼所長沈秀華（攝影／廖昱涵）
《查某人的二二八》初版於 1997 年，這些年來，沈秀華所訪談的二二八寡婦早已陸續辭世。2020 年《查某人的二二八》再版，並舉辦座談。時隔 23 年，這些二二八受難者葉秋木、吳鴻麒、王添灯、張果仁背後政治遺孀們的故事，依舊血淚斑斑。
二二八讓她們突然成寡婦 要替丈夫收屍也只能偷偷來
沈秀華指出，二二八是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重要事件，但絕大部分是「男性」的視角。因此而成為政治寡婦的女性，通常以「受難者家屬」身份發言，但她們後續如何自立自強、如何在傳統父權社會下以「單親」的身份努力生活，則比較少被看見。
沈秀華以訪談的經驗粗估，二二八的政治寡婦通常都還很年經，介於 20-30 歲之間。二二八發生時，不少人只結婚數個月到數年間，通常有一、兩個年幼的孩子。
像是偏鄉醫師、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和三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無故被捕。其中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當夜被押到鳳林郊外的公墓槍斃；張依仁則因妻子塞上來的一張軍醫證而逃過死劫，但也被莫名關押三個月。
當時張家中女眷與親戚趁著天色未亮，偷偷用牛車將張家三人屍體載回家中，當時三人雙手被反綁，衣服和隨身物品全部不翼而飛，只剩下內衣褲和全身的血汙。
「屍體到厝以後，我、阮大嫂和阮婆婆就用熱水洗他們的身軀，就像洗人的身軀一樣來洗他們，又替他換衫。他們每一個人都被打二槍，全身軀都是砂，阮先生張果仁大腸也跑出來。我當時真悲哀，真懷疑上帝的存在，一邊幫他們洗身軀，一邊就罵：哪裡有上帝？若有上帝，為何給阮這大的災難？」張果仁遺孀張玉蟬在書中重現當時的情景。
張七郎父子三人合葬的墓園，位於花蓮縣鳳林鄉太古巢農園裡。墓碑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 / 滿腔熱血洒郊原」，墓碑日期：「主後一九四七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經歷這樣的慘案，花蓮張家的教育方針變成要求子孫全部出國，就算當去國外給人奴隸也好，就是不要當台灣人。
前中國國民黨立委吳志揚伯公、法官吳鴻麒的遺孀楊𤆬治也在書中回憶：「驗屍時，我一直摸伊的頭，要找出槍彈是自哪裡被打出。彼時伊的頭軟軟的，親像是活的，頭毛都還是一直在滴血，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傷口⋯⋯後來是在撿骨時，才在伊的前額發現缺一塊骨，槍是自伊的身後打入，從前額出來，伊被打時，一定是被設計好，在真近的距離下，一槍被打死的。絕對不是被亂槍打死。一個孔圓圓的，還留在伊的骨頭上，真是殘忍！」
面對突如其來家庭劇變，這些女性也都想過死了、一了百了，但都因想起還小的孩子而作罷。像是八堵火車站副站長許朝宗遺孀許江春，丈夫在二二八時盡忠職守、依舊到火車站上班，卻遭入站屠殺的軍方劫走，下落不明。
許江春回憶當時片尋丈夫不著的經歷：「找尪的心情是真艱苦，阮也曾去海邊認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們的人⋯⋯有一次我走到基隆和平島去找，看到海，清清冷冷，啊！我想到自己真歹命，內心真艱苦，腹肚面對著海，想講，啊！要來把伊衝下去，恐了也較不會艱苦。但是想回來，啊！我有兩個囝仔，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想起來，啊！我不能死，阮若死，阮二個囝仔要怎麼辦？」
吳鴻麒的兒子在吳死後，親筆描寫其父清清白白卻無故落得死狀淒慘，希望當局能夠體諒吳家尚有老小，讓遺族的生活得以維持下去
家庭重組的重擔落到查某人身上
沈秀華訪談時也發現，228 寡婦當時都非常年輕。不過基於當時的社會風俗，或自身娘家的名望，這些寡婦再婚者十分少數。有再婚者，通常是較弱勢、難以憑自己之力維生的女性。
沈秀華表示，這代表大多數的女性都必須馬上獨自承擔大局。因為尤其整個家庭都在悲傷中，長輩們甚至無力振作，膝下又有年幼的孩子要帶，這些 228 寡婦們沒有時間與本錢悲傷，要立刻支撐整個家庭。但提供社經地位的男性不在了，其實讓這些寡婦在家族或者社會上的位置都很尷尬。
二二八受難者、八堵車站總務王貴龍遺孀鄭阿珠就在書中指出：「阮頭家被抓去以後，無薪水回來要怎麼辦？豬若吃那樣，阮就吃那樣。阮有一點田，灑點稻仔，有的有出穗，有的還未出穗，厝內無得吃，我就用手去弄一些稻仔回來吃，一天弄無多少，弄的我手都破皮流血，再無得吃，就去撿蕃薯，隨豬仔吃。」
二二八政治受難者張七郎（左起）、吳鴻麒、王添灯
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對這些 228 寡婦而言，與丈夫遺留下來的子女成為她們活下來的最大動力。
宜蘭地區二二八受難者張雲昌的遺孀就傾訴：「彼時我心情真艱苦，不會講話，也不會哭，我是現在才講，以前心肝若想到伊被打死的代誌，我就快把心肝轉去別的所在，不要去想。我要養這些囝仔，我不可以煩惱，若想到心肝就像強強要被剝去，真艱苦！」
長達 40 年的二二八 傷痛、歧視與監視都由查某人承擔
受難者死了，但是對於遺族們而言，長達 40 年的二二八正要來臨。這些家庭被情治單位嚴密監控，最常用的招式就是半夜去敲門、查戶口，把家中的一切翻得東倒西歪。也因此這些受難者的家庭受到政治歧視與排擠，被孤立於社會中。228 寡婦們也從此選擇「噤聲」生活，絕口不再提二二八的創傷，也嚴厲要求子女別插手政治。
像是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王添灯遺孀潘罔就指證歷歷：「二二八以後，我當然會驚，但是驚也無效，目睭金金的看兵仔用槍把整厝內的物件都弄得亂，驚也無法度。」
檔案證明，直到 1988 年，當年二二八被槍決受難者的家屬，仍終身被特務監控
潘罔當時受訪時也非常高興，終於能夠向人吐露這一切：「這四十多年來，我將一切放在心內，一天過一天，今日煩惱明天，明天煩惱後天無米⋯⋯我不時常常自己坐在那裡，對著添灯的神主牌講話：添灯啊！你和我二人的苦衷，無處可講給人聽。」
二二八受難者、屏東市議會副議長葉秋木遺孀郭一琴則說：「這四十多年來，我從來未曾對這些囝仔講他老爸的代誌⋯⋯不用跟他們講這些，講也不會回來。另外因為二二八這件代誌，我會對我的囝仔講，要他們不要涉東涉西的，政治的代誌，不要管，危險，危險啊！驚的破膽了，我以前都想這件代誌就這樣算了，連想都不敢想要平反，人既然無法再回來，計較也無效，人要能回來最好了」
「我對二二八的感覺，是想，同胞怎麼會互相加害？同胞應該是要互相照顧才對。我以前都不敢想要平反，會驚！會驚！驚警察，驚到要死去。現在還在驚喔！這些囝仔很氣我到現在還在驚警察。」郭一琴當時光是講到警察一詞，就驚魂未定。
沈秀華表示，時隔多年後再版《查某人的二二八》這本書，內心所受到的衝擊卻沒有減少，依舊從字句中感受到這些 228 寡婦們的血淚。
沈秀華認為，很多人會一直要說「往前走」、「都道歉了還要什麼？」但其實還有很多真相沒有出土，還有一、兩代人沒有得到真相。甚至這些遺孀或遺族講著阿公或爸爸的事，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正是活著的受難者。
「我以前是想將來若可以講出嘴，我就要來講。把阮頭家的冤仇講出來，這件代誌算是政府做的，我是想時機若到，可以討個公道，我就要來討個公道而已。不然咱們也氣伊無法，我都無給伊忘記去。有時暗時睡不著，我就一直想這件代誌，想這個國家怎麼生成這種款？想阮頭家人又無怎樣，好好的人，來把伊抓去打死，這叫什麼國家？」二二八受難者張雲昌的遺孀張楊純在書中回憶道。
經由本文連結至博客來購買書籍，沃草將獲得2%回饋金，幫助沃草撰寫更多深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