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那些戒嚴時代的「威權守護者」（下）

原本該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在戒嚴時代卻淪為獨裁者的劊子手。是什麼時代背景讓大法官徹底「轉職」？不需要對人民負責的大法官又會造成什麼後果？由法律白話文繼續告訴你為什麼戒嚴時代的大法官這麼扯。

為什麼戒嚴時代的大法官這麼扯？

在戒嚴時代大法官是如何挑選的呢？這些被稱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在那個時代會做出如此誇張、甚至違反法律相關原則的解釋，和他們獲選的方式多少也有關係。

1.「現在」的大法官怎麼選？

在認識過去大法官如何挑選之前，我們先必須了解，現在的大法官要接受哪些考驗。首先你必須要有幾種身分，例如：

除了達到上述至少其中一項，也必須要有「聲譽卓著」。符合以上的資歷，你才有可能被「總統」提名。「被提名」之後，你還必須要通過代表民意的「立法院」多數同意，才能獲選為大法官。所以現代對於大法官的品質，在行政部門的提名、立法部門的監督下，至少可以保持一定的品質。

2.「過去」的大法官怎麼選？

那麼戒嚴時代的大法官又是怎麼選出來的呢？依據憲法本文，過去的大法官人選也是總統提名，但是是由「監察院」的監察委員同意通過。當時這些監察委員也是民選的，但與現在的民選立法委員不同的是，這些監委是由全「中國」各議會以及華僑團體選出來的。因此在當時民主制度尚未成熟的台灣，殊難想像能選出有監督力道的監察委員，也因此造就當初選出來的大法官，多半和黨國體制關係良好。

更可怕的是，第一屆監察委員在 1947 年選出來後，因為中國國民黨政府戰敗來到台灣，所以一直到 1991 年憲法增修條文修正前，都沒有重選，沒有民意背書！這也代表在 1991 年前，三百多號的大法官釋字，都是由同一批監察委員來所選出的大法官完成。這也告訴我們，同一批人選出來的大法官，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大多雷同，甚至有大法官的背景，源自國民黨特務系統。這種缺乏監督制衡的體系，可以想見早期的大法官，會缺乏捍衛人權的價值。

3.依靠黨國庇護，所以法律解釋令人瞠目結舌

大法官存在的意義，其實本身就是「抗民主」的。因為少少幾位大法官，可以否定國會的立法，這樣的艱困情境，被稱為「抗多數困境」。這樣的機制是為了保護人權，因為在三權分立制度下，國家的規則由立法產出，但是「多數」也有可能會出現錯誤，這時候大法官就要扮演「煞車」的腳色。舉例來說，最近的釋字 756 號解釋，大法官們告訴大家「受刑人也應該享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如以多數民意決定，可能會得到「應對於受刑人言論自由嚴格限制」的答案。這種透過大法官釋憲保障人權的方式，就是避免以多數意見為主的國會侵害人權，也凸顯出大法官在民主社會的可貴。

在過去的大法官遴選制度下，容易產出黨國裙帶關係的維護者．進而讓大法官成為「侵奪人權制度」的守護者。例如曾被選為第四屆大法官的張劍寒就說過：

也就是「憲法解釋」可以是為了「戰時政治」而服務的，必要時可以犧牲人民權利。若連當時能獲選為大法官的人都有這樣的想法，那一開始所提到那樣的可怕法律解釋，看起來也是不意外了。

因此，法學泰斗林山田教授會說，在過去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操控下，可以任命配合統治集團的的大法官，結果就是有可能會踐踏民主。而曾經擔任過司法院院長的翁岳生大法官也認為，戒嚴時代的大法官對於違憲行為的不解釋，甚至遷就現實，始終不願意確認政府的違憲行為或是宣布其無效，這種態度不能稱是維護憲政體系。

司法的轉型正義在哪？

本應保障人權的大法官，卻成為威權體制的守護者，因此而受害的人該怎麼辦？其他台灣人民該坐視不管嗎？自 1945 年以來，從二二八事件到一連串的白色恐怖冤錯假案，我們有好多好多的受害者，可是，加害者呢？誰要為這些事情負起最大的責任？

按照「國際轉型正義中心」的建議，轉型正義依該要做的是：

雖然政府陸續做了部分的真相調查以及補償（非賠償）措施，但是對於加害者的容貌，卻是永遠的那麼模糊。

其實，從過去留下的各種判決紀錄中，我們明明知道那些司法體系的加害者姓名，但我們卻不知道這些加害者他們現在在哪？有沒有道歉？有沒有對於過去所做的事情有所交代？他們對於過去的行為有沒有悔悟？這些問題，我們全部沒有答案。

至於做出這幾號惡名昭彰解釋的大法官，已經通通去世了，我們或許也永遠不知道他們當初如何討論，也無法向他們追究，更難以向他們尋求真相，詢問他們到底當時為何做出這樣的法律解釋。

解嚴已逾三十年，但仍有過去擔當威權守護者的司法人員繼續在司法體系內任職，就算不去追究，難道我們不該向他們問問，為何在那個年代要當「威權守護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