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2019年6月9日爆發反送中首場大規模遊行，103 萬香港人上街抗議，之後一連串的血腥衝突衝擊國際，甚至影響臺灣2020的大選。香港認同形成、港中之間的矛盾也全面浮現、爆發。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在線上座談表示，現在被很多人稱為「流水革命」的反送中運動是一場「非預期的革命」，是中國與香港不可解的制度性矛盾的全面爆發。如今香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抗爭，確實已經告一段落，但是反送中運動啟動的歷史過程才剛剛開始，流水革命尚未結束，而是改變形態，反送中的戰役已經結束，國際的新冷戰局勢隨之形成，「天下圍中」的戰爭卻剛開始。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稱反送中運動是一場「非預期的革命」
戰役已經結束，但是戰爭才剛剛開始
吳叡人回溯反送中運動爆發的過程，指出務實主義的香港民族不太可能一開始就要搞革命，「時代革命」的口號原先是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投入選舉時的口號，表達對香港政治變革的期待，梁天琦當時相信透過體制內的選舉，以及香港年輕世代成長、參政，香港會被慢慢改變；但在中港之間不可解的制度性矛盾與北京對香港治理完全失敗的背景下，「時代革命」從和平改革願景的修辭，變成了真實、變成暴力衝突，被港府鎮壓行動逼上梁山的香港人追求自決權，終於導致和北京撕破臉，中共極權主義怪獸直接現身，香港抗爭也在國家機器的壓迫下激進化，運動過程進而啟動國際政治革命性的變革。
吳叡人說，反送中是一個史詩性運動，它不是很多學者說的「自由之夏」，而是一個悲劇，從運動伊始就具備史詩的規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有著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民，如唐吉軻德般挑戰中國巨人，從根本上成為了國際新冷戰局勢的第一場戰役，即使香港人無法達成最初的政治目標，但香港人持續動員，加上同時間新疆維吾爾問題引起廣泛關注、以及 2020 年武漢肺炎對世界的衝擊，「天下圍中」的局勢已經被確定。
吳叡人對此評論，「戰役已經結束，但是戰爭才剛剛開始」。
中港之間不可解的結構性矛盾，引發不可逆的革命
吳叡人指出，中國許諾香港的「一國兩制」實際上是「早晚會崩潰的聯邦制」，在政治學上稱這種一個國家裡有一個地方擁有相對高的自治權的情況為「不對稱聯邦制」，放眼整個中國主權範圍，只有香港有這麼高的自主權，但中國和香港社會的差異性太大、從鴉片戰爭之後兩地的歷史發展差異太大，兩個社會的價值觀南轅北轍，很難彼此妥協，發展方向更是截然不同：香港在英國統治下走向自治殖民地，要求參政權和民主自由，並高度發展金融資本主義；中國則是全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事事以國家權力為優先，走向數位極權、國家力量不斷擴張。
同時，香港和中國的實力差距太大，吳叡人分析，以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經驗來命題，兩個鄰人一邊太大、一邊太小，容易誘發強者侵略弱者。情況放到香港，香港人過度高估其經濟實力，而香港菁英又缺乏遠見，將大量資本投入中國，最終導致香港依賴中國，香港的經濟優勢因此被大大削減，中國對香港的依賴性也變得非常低，反過來想吃掉香港的誘因非常強。
其次，「一國兩制」極其脆弱，沒有國際力量或是政治力量的保障。吳叡人舉例，例如美國在韓國有駐軍，這就是對韓國的重要保障，但一國兩制在香港僅僅依靠北京的善意存續，沒有國際法的保障，《中英聯合聲明》雖是正式的國際文件、有國際法效力，卻因英國國勢往下、中國國勢往上，兩者的消長使英國無法有效迫使中國遵從承諾。吳叡人說，在歷史上，也不乏新興強權撕毀國際條約的例子，像是 1930 年代日本退出國聯，旋即侵略滿洲。
有許多香港法律專家極其重視香港《基本法》，當成是香港的「小憲法」，吳叡人嘆息「我只能說我尊敬他們，良善而天真，真的相信中國會遵守法律」，並指出中國用《基本法》附件的形式訂立香港《國安法》這一行為，已經說明了即使是中國國內法，都無法對北京產生任何限制，因此有人說「香港自由是虛擬的，隨時會垮，香港的自由價值、法治價值隨時會崩解」。
吳叡人將反送中運動歸結為「中港之間不可解的結構性矛盾，引發不可逆的革命」，指出中港矛盾從 2003 年就開始。當時港府意圖訂立《基本法》第 23 條，導致 50 萬人在該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紀念日）上街遊行抗議，其後中港的結構性摩擦在 2014 年的雨傘革命正式對決，到了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正式全面翻臉。
流水革命的型態轉化：本土伏流與海外洋流
吳叡人提到，反送中運動也為香港人創造了重要的資產：香港人認同。「經過這一役，香港人對香港人應享有控制自己命運的權益沒有任何懷疑」，香港共同體的民族認同，或是國族認同，已經形成並積蓄巨大能量，驅動民族日後採取共同行動，追求自由或是解放的動能。吳叡人說，這份認同「一旦被動員就不會消失，蘊含著巨大能量」，並指出現在香港運動空間因《國安法》而被壓縮，但香港人認同轉以不同方式表現，「流水革命沒有消失、沒有死亡，只是轉化型態」，分為兩條戰線：避開正面衝擊的「本土伏流」，以及在海外生根、建立全球香港社群共同體網路的「海外洋流」。
吳叡人說，香港地理原先有非常多河川地形，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被掩蓋，在地下成為伏流，而香港運動如今也轉向伏流狀態延續。他表示，香港現在因《國安法》而處在焦土狀態，情況類似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後進行全面整肅，不同處只是毛澤東用血腥屠殺，習近平則因「還想用香港洗錢、用香港人吸引外資」，而利用法律、行政迫害來進行整肅，透過行政權過度擴張、法官自由心證、《基本法》的彈性，實際上以《國安法》統治香港，對香港進行精神上的大屠殺，更可悲的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和其他「建制派小丑」為了討好中聯辦、討好中共中央，競相採取「極左路線」表忠誠，最終受害最慘的就是香港人民。
而香港人在正面訴求的空間消失後，就像臺灣人在戒嚴時期利用體制縫隙迂迴前進那般，化整為零、發揮創意、並摸索底線，持續本土對抗。吳叡人舉例，香港被捕者在法庭上進行鬥爭，像是前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靄儀，在法庭上高呼「我是法律的僕人，法律當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人民為法律服務」；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蘭也說，「入獄是運動的消極延續」，以入獄來持續抵抗，入獄者也持續寫作來發聲，香港正在這個過程裡累積他們的白色恐怖文學、人權文學。
吳叡人引述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吳靄儀在法庭上的陳詞。
此外，有香港人開始自稱「寫信師」、「開站師」，寄信鼓舞入獄的抗爭者，或是在街頭宣揚理念，以自我命名、個人開戰的形式，以行動戰勝恐懼，持續站出來提醒「我們來沒有輸、我們繼續努力」。今年的六四紀念活動，更因港府禁止，反而成為香港抵抗象徵，「官逼不只民反，還團結人民」，吳叡人說，因為香港警隊的欲蓋彌彰，原先的紀念場所維園被清空，燭光卻擴大到全港，「六四在香港意義得以完成，六四成為香港的六四」，本土派也轉變了態度，加入紀念六四。
海外洋流則是流亡與移民的結合，在海外維繫香港人認同，原本習慣流浪的香港人有了鄉愁，以「沒有根的浮城」自由往來全世界。吳叡人堅信，「海外洋流必將回到故土，伏流必將攻破而出，兩者匯聚，摧毀黑暗得帝國，革命再起，光復香港」。
而臺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吳叡人稱之為「黑潮」，他認為，臺灣黑潮跟香港產生連結，成為海外洋流其中一支，從原本聲援、後勤的角色，轉變成救援、國際發聲的基地，形成臺灣本土的香港社群，以各種方式聲援故鄉的民主運動，而東渡臺灣的香港朋友、文化人、知識人，很像是 1930 年代歐洲知識份子為躲避納粹，逃到美國的情形。香港知識人、文化人透過跟臺灣知識人產生文化視野的交融，進而孕育新的文化視野想像，「只有在臺灣，可以建立真正的香港研究，從知識層面上確立香港人身份，自由臺灣是非常適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