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曾遍佈 3.7 萬中國國民黨線民 被監控受害者得知被親友伴侶監控非常震撼

作者
朱乃瑩
發佈時間10/21/2021, 10:47:43 AM
最後更新10/21/2021, 10:47:44 AM

【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黨國威權統治時期的線民開始浮現,引發社會輿論譁然。根據促轉會調查,1983 年時曾有高達 3 萬 7 千多名中國國民黨的線民,遍佈在校園之中。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汪宏倫接受促轉會委託,訪談過去校園中被監控受害者,發現多數被監控者都知道有校園監控存在,但現在查看檔案得知身邊同學、朋友、甚至伴侶是監控者時,仍然非常震撼,甚至認為「全世界能信任的只有父母」。

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促轉會「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協同主持人)。取自中研院社會所網站。

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促轉會「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協同主持人)。取自中研院社會所網站。

近日因民進黨大老觀看當年被監控的檔案後發現,其一手提拔的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是情治單位線民,非常震驚,決定將其逐出派系,黃國書也承認並宣布退黨,引起輿論再次關注過去中國國民黨在校園佈建的監控系統。

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針對近日「線民風波」則表示,目前社會對加害責任的討論聚焦在線民,但若轉型正義提前二、三十年,在彭孟緝等黨國高層與線民兩者之間的討論比例,一定不一樣。葉虹靈承認,線民雖然是情治系統的末梢,但若少了他們「這套工具無法運轉」,不過,由於監控檔案是近年才出土的史料,還待研究還原歷史真相,「現在討論咎責,言之過早。」

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資料照。

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資料照。

臺灣社會學會昨(20)日舉辦「青谷與安苑:黨外和校園監控的比較」線上座談,由臺大社會系主任林國明主持,邀請汪宏倫、屏東大學社發系助理教授蘇慶軒、葉虹靈與談,藉由比較威權時期對黨外人士的「青谷專案」、校園異議性社團的「安苑專案」的監控方式,探討情治機關監控網絡的作用。林國明、汪宏倫兩位學者曾接受促轉會委託,研究黨外及校園監控體制,林國明並曾參加促轉會《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拍攝計畫,在促轉會的「監控」下閱覽自己的監控檔案;蘇慶軒曾擔任促轉會還原歷史真相組研究員。

林國明介紹,隨著 1980 年代民主化浪潮,社會運動及校園運動風起雲湧,調查局開設「安苑專案」重點監控大學內的異議性社團,遍及臺大、政大、成大、輔大、東海等校,規模相較過去大幅擴充。由於中國國民黨政府相信學生運動背後是由「陰謀集團」指使,而 1980 年代校園監控的重點,是要找出學生組織和黨外、社會運動等校外活動的連結。

林國明解釋,早期對校園監控是由調查局規劃,透過臺灣省教育廳監控省立大專,國立及私立大專則是由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知青黨部)負責。1963 年之後,中國國民黨在各校成立反共鬥爭小組,完全負責校園保防業務。但中國國民黨後來反應人力不堪負荷,又回到調查局負責,1971 年啟動「春風計畫」,由教育部門、情報部門及中國國民黨協作,進行校園監控。1975 年對大學校園監控的責任回到教育行政單位,但中國國民黨的地位仍相當重要。林國明說明,春風計畫中的「校園安定協調小組」是各校的常設性組織,人們熟知的「教官找同學去當線民」等故事,大多都是此類常態性監控體系。

在常態性監控之外,也有因應特定事件成立的專案。1983 年,有學生在彭孟緝家外牆噴漆,淡江及文化校園內也出現傳單,宣傳二二八事件、釋放盧修一與林義雄等政治犯的訊息,引起政府高度警戒,調查局因而成立「三一專案」。後來查到上述事件是學生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等人所為,但調查局認為背後有更大的陰謀集團,著手調查其與黨外人士的關聯,發展出專門監控大學社團與「黨外」互動的「安苑專案」。

林國明打趣說,中國國民黨自認為「丟掉大陸」跟共產黨煽動學潮密不可分,後來也一直相信,學生組織背後都有「陰謀集團」操縱。從早期相信是海外陰謀集團,1980 年代開始認為是黨外黑手指使。到了 1980 年代中後期,社運風起雲湧,又認定有「社會系統」策動學生運動,因而特別關注學生與黨外運動、農運、工運、環運之間的聯繫。

林國明解釋,從安苑專案的檔案中,可以看到情治機關特別在意學生組織與校外的聯繫,也關注學生之間的人際矛盾。林國明分析,與當局對黨外人士的監控不同,學生的隱私資訊,例如情感關係、家庭、財產等,並非安苑專案的搜集重點。

林國明(臺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促轉會「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計畫主持人)。圖片取自《不是自己寫的日記》

林國明(臺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促轉會「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計畫主持人)。圖片取自《不是自己寫的日記》

汪宏倫則以被監控者為研究途徑。他指出,校園中的監控機制可能反而造成一部分學生的政治啟蒙。到彭孟緝家噴漆的劉一德,因為高二時在體育課批評「市長炒地皮」,被同學密報後,因拒絕認錯被教官賞了一巴掌。這一巴掌反而激起了他對政治的興趣,也產生「推翻國民黨」的念頭。劉一德不知道的是,從此他一路被監控,直到大二某次酒後,好友哭著向他坦承自己從高中起「打小報告」。劉一德大受衝擊,開始認為「全世界能相信的只有父母」,變得極為孝順。

而這樣嚴密的監控體制,究竟有沒有嚇阻作用?汪宏倫指出,大多數受訪者都知道校園監控的存在,但並未因此放棄參加校內社團,反而造成刺激及啟蒙;但受訪者同時也表示,身邊很多人在被教官請去「喝茶」後,就退出社團活動。

一名受訪者回憶,情治人員「像是看著火苗在燒」,拿著滅火器,但或許情治人員認為「還不到要打火的地步」,只是密切注意周圍是否有易燃物,回報上去而已。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也根據對情治人員的訪談結果,回應這項觀察。

葉虹靈指出,促轉會在調查過程中,同時發現監控體制的嚴密與裂縫。一方面是情治單位規劃了無孔不入的監視和保防機制,另一方面,也不乏基層中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的現象;情治系統的交錯分工,也會造成各種單位密集監控、調查,向上彙整,但若上級沒有明確指示,就不會有具體動作。但葉虹靈也提醒,或許情報系統自認沒有造成傷害,但被監控當事人的壓力和人際挫折卻是真實存在。

葉虹靈並歸納目前對究責問題的結構性困境,認為若轉型正義提前二、三十年開始,對加害責任的討論,應該會更集中於當時還在世的黨國高層,而非目前的線民。葉虹靈強調,監控檔案是促轉會成立後才新出土的史料,對其展開研究不到三年。在真相尚未釐清之前,要談對線民的咎責問題,還言之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