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打壓再扣「預謀叛亂」！法律學者蘇彥圖：中國對香港就是用國民黨鎮壓美麗島那套

【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1979年發生在臺灣的美麗島事件至今已經40多年，然而，今日在中國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時，又看到打壓反對者，以及事後向社會大眾宣傳這些人是「預謀叛亂」的做法，都與當年國民黨鎮壓美麗島人士的手法相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蘇彥圖表示，中國在香港就是用過去國民黨的論述在鎮壓反對者，在了解美麗島事件的資料後，才能做更深刻的批判、提供經驗，幫助其他受到迫害的人民。

國史館在上週末19日舉辦《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座談。事件當事人、總統府資政姚嘉文、當年擔任辯護律師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以及多位當事人家屬也出席與會。

這次與國家人權博物館一起發行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範圍涵蓋美麗島雜誌社總社和各地服務處的成立與運作及其效應、高雄事件的發生，後續的逮捕、偵訊、軍法和司法審判，事件後政府的處置等，完整呈現「美麗島事件」在政治面與司法面的過程與影響，尤其是情治機關對黨外活動的監控、偵查過程及如何研擬審判策略等層面，是以往史料較欠缺的細節。

尤其是外界常會認為，美麗島事件是因為1979年12月10日發生在高雄市的衝突所引發，然而從史料上可以看出，當局處理美麗島事件，本身也早有「預謀」。國史館修纂處處長許瑞浩表示，例如從史料可以見到，黨外核心人物被捕或投案不久後立即接受訊問，偵訊場地卻早已布置好、負責訊問的檢察官和書記官在凌晨起就已待命，顯示這一切在事先就已安排妥當；從事前的長期嚴密監控、蒐集情報證據，再經過逮捕、偵訊、審判等過程，到最後的判決、發監，各階段都大幅動員黨國體制下，以情治、司法機關為中心的各種國家機器，進行縝密的分工、策畫、布置與執行。

蘇彥圖指出，研究美麗島事件在現代的意義，是要理解威權體制如何運作，以幫助受到鄰近中國這個威權體制鎮壓的反對者。他表示，為了全世界愛好民主的人，必須要好好研究美麗島事件，因為全世界的威權體制，很少有像國民黨政權留下這麼龐大的文件資料，可以幫助大眾理解威權政體怎麼運作、到底在想什麼。

蘇彥圖提到，獨裁政權不斷在進化。大眾可以好好運用這些資料，挖掘更多史料，特別是宣傳單位如何替獨裁政權宣傳及美化；要了解這些資料之後才能做更深刻的批判。蘇彥圖強調，中國在香港就是用過去國民黨的論述在鎮壓反對者，「我們要想辦法如何批判，要能提供美麗島經驗，對事件有深刻的認識，才能幫助其他受到迫害、受到鎮壓的人民重新站起來。」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也指出，當時統治當局進行逮捕，可能跟情治機關所做的分析報告有關聯。在1979年8到9月時，情治機關就認為，在美麗島政團中，有些人積極要組黨，是要以雜誌社作為黨外總部，爭取群眾的基礎、拉攏不滿分子、工農大眾，也要用雜誌社的論述當作文化鬥爭，「從事政治污染」。所以當局會決定出手抓人，原因與認定黨外辦雜誌社是為了組黨有關。

陳翠蓮也認為，雖然檔案內容非常豐富，但還是缺了一大塊，也就是在國家機器運作上，整個指揮核心運作的「腦」，目前還是比較不清楚。還有前總統蔣經國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這些檔案也比較看不到，需要用其他史料來補足。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湯志傑則提醒，在看到史料之餘，更要理解其背後脈絡。例如蔣經國曾經想下令判死刑，但後來沒有做，重點是為什麼後來沒選這個方案；或是也有很多人說解嚴是蔣經國決定的，但這決定是在什麼脈絡下做成的？是逆勢操作？是順勢而為？或根本是被迫的？湯志傑進一步認為，「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是後來美麗島被鎮壓的關鍵原因，如果解嚴是蔣經國的功勞，那為何鎮壓美麗島？

姚嘉文則在致詞時提醒，這40年來在討論美麗島事件時，有兩件事不應該被扭曲。一是不應把整個美麗島運動解釋為高雄事件，因為美麗島審判指的是叛亂，高雄事件是講暴動或妨害公務；警備總部或國民黨政府要追殺這些參與者，不是因為高雄那件事，而是美麗島運動主張解除戒嚴與國會全面改選。

第二點，則是外界談美麗島運動時，都太注重個人，像是誰貢獻比較大、誰是逃兵等等，這些檢討意義都不大。因為美麗島是當時大時代轉變下，包括我國被趕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老蔣（蔣介石）過世的背景下，整個台灣政治的大變化，也讓國內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台上的人有貢獻，後面的人也有貢獻；被關的人很辛苦，後面的人也很辛苦。被關的人有功勞、沒被關的人功勞也不小。被告功勞很多、辯護人功勞也很大，這些大家共同努力的、時代的大運動，並不是幾個人的英雄行為。」

蘇貞昌也表示，他當年替姚嘉文辯護時，姚也說過「軍法大審不是審判我，而是審判黨外」。美麗島事件是當時威權政府對人民的壓迫，但因人民勇於抵抗，得以繼續往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