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堅持轉型正義？蔡英文何時才要補提已空缺8個月的促轉會正副主委？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今（31）日成立滿一週年，這個攸關臺灣民主是否能深化與鞏固的重要機關，在極少的資源與歷經張天欽事件的打擊後，仍在一年內完成許多重要的工作。遺憾的是，促轉會的正、副主任委員已經空缺超過 8 個月，對比更晚才出缺，本週二（5/28）在民進黨強力動員下剛完成補提李進勇的中選會主委人事案，我們不禁要問，曾在臉書發文強調自己堅持轉型正義的蔡英文總統，真的那麼堅持轉型正義嗎？

去年 9 月 12 日爆發張天欽事件後，除了當事人副主委張天欽辭職，主委黃煌雄也在 10 月 6 日辭職，促轉會原本五位的專任委員只剩下三位。在促轉會的組織編制上，設計有五名專任委員、四名兼任委員。原副主委張天欽負責司法案件的平復，由兼任委員尤伯祥協助；彭仁郁負責政治受難者的創傷療癒與重建他們對社會的信任，由兼任委員花亦芬協助；葉虹靈負責政治檔案的調集和開放應用，由兼任委員許雪姬協助；楊翠負責威權象徵與不義遺址的處理，由兼任委員 Eleng Tjaljimaraw（高天惠）協助。主委黃煌雄則負責內部協調、與其它行政機關的外部溝通及到立法院備詢等工作。

黃煌雄請辭後，主委由楊翠代理至今。她將主要的時間心力移到主委工作上後，勢必擠壓到原本處理威權象徵與不義遺址的工作。司法平復的工作在張天欽請辭後，則全落到原本兼任的尤伯祥身上，但是畢竟他原本就是兼任，主要的工作還是必須仰賴其他委員分擔。這種實際上三個人做五個人工作的狀況至今已經持續超過八個月，使得原本資源與人力就極度缺乏的促轉會更加艱困。現行促轉條例規定促轉會的法定任務時間只有兩年，一個任務時間預定兩年的機關，正、副首長卻已經空缺八個月，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除了專任委員的工作是三打五，原本的兼任委員花亦芬也在今年 2 月 17 日發文表示，她去年 7 月其實就已經辭職，在 9 月離職生效。等於促轉會實際上的工作是六打九，用三分之二的人力在做原本的工作已經超過 8 個月，這樣人力困境，在一般公司都會出大問題了，何況是每個分工都相當專業，一路上遇到非常多困難、動輒得咎的轉型正義工作？

促轉會這一年在極其有限的資源下，完成許多工作，一年只有 1.6 億元的預算，只佔中央政府近 2 兆元總預算中的 0.008%，可以說是整個政府各部會裡「CP值」最高的單位了。在楊翠擔任主委後，促轉會熬過張天欽事件帶來的衝擊，艱困的完成許多工作，也得到許多受難者與關心轉型正義國人的肯定，近日在社群媒體的社會溝通發文與影片更是得到廣大的迴響。

但過去只要楊翠到立法院備詢，中國國民黨就一直攻擊她是「違法代理」，連會議室都不讓她進來，不斷批評她沒有資格坐在備詢桌上，多次當面羞辱她外，甚至抽走她的椅子，蔡英文政府為何要讓中國國民黨有這種口實可以借題發揮？若要楊翠承擔主委的工作，也應該透過正式的人事任命方式，並且另外補提名兩個專任委員與一名兼任委員。繼續放任原本人力和資源就不足的促轉會這樣下去，絕非是有心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負責做法。既然更晚出缺的中選會主委可以完成補提名，為何促轉會不行？

許多長期從事轉型正義工作的學者專家與政治受難前輩在一年前就指出黃煌雄與張天欽的各種問題與不適任，勸告蔡英文總統提名其他人（依照促轉條例規定，促轉會委員任命是當時行政院長賴清德的職權，但實際上人事都是由當時總統府副秘書長姚人多在詢問與運作，立法院進行人事審查時，從促轉會委員們的回答也證實如此）。但蔡英文不聽，仍堅持任用這兩個不適任的人選，後來果然爆發一系列對轉型正義工作產生重大傷害的事件。蔡英文不但沒有為用人不當表達過任何歉意，出事後還一直放著正、副主委空缺到現在，卻在臉書宣傳上說自己堅持轉型正義路線，實在是非常矛盾。

除了人事的問題，促轉會法定的任務時間只到明年 2020 年的 5 月 31 日。對轉型正義工作稍有理解的人都可以明白，過去民主化後，李登輝執政的忽視、陳水扁少數執政時的困境，馬英九完全執政時的刻意打壓、甚至到蔡英文政府完全執政後，也拖了兩年才成立專責機關推動轉型正義工作。臺灣社會的威權歷史如此長、問題如此複雜，轉型正義工程空白了如此久、起步如此慢，兩年的時間怎麼有可能完成轉型正義工作？

促轉會在這一年時間完成的工作，更讓我們確定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絕非是兩年可以做完、促轉會時間一到就可以解散的。面對這個長期的工作，促轉條例不只有必要修法延長促轉會的工作時間，更應該思考讓促轉會成為如同德國「聯邦專責處理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政權基金會」（Feder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ppraisal of the SED Dictatorship）這樣長期存在的單位，不能因為時間或政黨輪替而解散，否則臺灣的民主將永遠難以深化與鞏固。

除了正副主委與兼任委員的人事空缺問題及兩年任務時間的限制應該解決，目前促轉條例所定義的「威權時期」是從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殖民政府宣佈投降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金門也解除戒嚴，但我們從最近的研究可以知道，情治單位監控人民，至少持續到 1996 年民主化之後，現行的威權時期定義，事實上無法涵蓋黨國體制實際侵害人權的時間。

再者，按照民主理論大師、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榮譽講座教授 Robert Alan Dahl 對「民主」的五項判斷標準（「有效參與」、「平等投票」、「充分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與「成年人的公民資格」），「中華民國在臺灣」至少應該從 1996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透過首次公民直選就任後，才能算是告別威權時期、進入民主體制。

透過萬年國代選舉出來、沒有民意正當性的蔣中正、蔣經國統治時是「威權時期」，1988 年繼承蔣經國死後的任期，1990 年被同一批萬年國代選舉為總統的李登輝，在 1996 年透過直接民選，取得民主正當性之前的任期，一樣必須算是「威權時期」。這樣的定義，或許才稍稍接近黨國體制實際迫害人權的時間與民主政治的學理。

甚至，在臺灣這種民主化後，過去的加害者、中國國民黨仍舊持續存在，並有極強影響力的特殊情況下，或許更應該訂在 2000 年 5 月 20 日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首次失去行政權力；或是 2016 年 2 月 1 日民進黨立院席次首次過半，中國國民黨首次失去立法權，甚至今（2019）年 10 月 1 日蔡英文補提名的 4 位大法官上任，最後一批中國國民黨掌握立院多數時立法院同意的大法官都卸任，過去的加害者首次失去掌握最高司法解釋權的「大法官會議」過半影響力，臺灣的威權時期才能算正式結束。

總而言之，在舊黨國中國國民黨可能復辟及新黨國中國共產黨步步威脅的困境中，蔡英文政府不僅應該儘速補提名促轉會的正副主委與兼任委員，不要再讓現有幾位委員孤軍奮戰，更應該重新思考如何使這個機關能夠長久存在與運作，並重新定義威權時期的時間軸。去年 1124 的教訓告訴我們，迴避爭議、避談進步價值，只會讓黨國餘孽與新歡們更加囂張，只有在政策與政治上正面迎擊，活用各種社會溝通管道，才是確保進步價值永續執政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