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昭勳介紹蘇友鵬（照片中拿麥克風者）生前也曾聲援反課綱微調、318等社會運動。攝影／薛翰駿。
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中有許多醫師，前年過世的蘇友鵬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為了融入「祖國」，買了一本有注音符號的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努力學習中文，但1950年「祖國」中國國民黨政權卻逮捕只有24歲的他，並以這本小說作為監禁他十年的「罪證」。蘇友鵬的姪子，也是他傳記《Todes Märsche死亡行軍──從神童到火燒島叛亂犯：蘇友鵬醫師的一生》的作者龔昭勲表示，蘇友鵬和許多的受難者都想要和解，但是他們卻沒有可以原諒的對象，我們至今仍然不能告訴他們「加害者是誰？」。
龔昭勲在上月29日回到蘇友鵬醫師的母校台大醫學院分享，他提到他要叫蘇醫師 “a-peh”（伯父），家族中除了蘇友鵬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之外，龔昭勲也提到他外公的大哥是到今天都還不知下落的二二八受難者、臺灣第一個哲學博士林茂生。因為家族同時有白色恐怖和二二八的受難者，小時候家裡有忌諱，都不會談這些事。他自己會知道林茂生的故事，是因為1989年左右在日本看到一本書才認識這位無緣見面的親戚。
他也提到，由於媽媽是小學老師，小學時他常常到學校晃來晃去，有一個工友是一個所謂的「外省人」，對他很好，很喜歡他，每次去都對他又親又抱。「但是他抱著我的時候，我媽媽就很緊張」，一直到解嚴後，他才知道這個工友其實是調查局的線民，負責監視學校的老師。
龔昭勲也提到，當年當兵很不自由，沒有人權，他打電話回家就會抱怨，他爸寫信給他時因此寫到「雖然你的身體是不自由的，但心是自由的，可以在高空翱翔」。當時軍方都會用牙刷沾水，把信封口沾溼，就可以拆信檢查內容，他就因為父親寫了這句話被約談。
分享完自己在白色恐怖時期的經驗後，龔昭勲開始談起自己的阿伯。他表示，蘇友鵬生於1926年（大正15年），到20歲之前都是日本人，當時的臺灣人就是日本國籍的日本國民，但他們在家裡都是講臺灣話，除了一小部分的人外，都不會講日本話。蘇友鵬小學代表學校參加「國語」（日語）演講比賽拿到冠軍，畢業時還拿到相當於現在市長獎的「宮殿下獎」。
蘇友鵬畢小學業後進到今天的台南一中，當時是五年制的中學，唸完之後又在1943年錄取台北帝國大學醫科預科，在當時可以說是狀元中的狀元。蘇友鵬另一件常常跟他臭屁的事情就是說他們預科一年級升二年級時，有八個學生被當，都是日本人。蘇友鵬也曾經和他回憶，當時因為是二次大戰前間，日本也訓練他們這些學生當自殺炸彈客，日本政府預計如果美軍登陸，他們就是第一線的自殺炸彈客，現在八里那邊有個台北港，那時候日本政府預估美軍若要登陸會從那裡登陸。
1949年7月，蘇友鵬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就直接進到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擔任醫師兼任醫學院講師。沒想到，中國國國民黨政權的情治單位「國防部保密局」在1950年5月13日，直接進到台大醫院抓人，除了當時24歲的菜鳥醫師蘇友鵬，還逮捕了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及皮膚科醫師胡寶珍。一群特務就直接將四位台大醫師押送到總統府後方的保密局南所（現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的旁邊）。
龔昭勲指出，四個人當中的許強，在1950年代就在用ＤＮＡ研究肝病了，他的日本指導教授說這小子很有可能是「亞洲第一個拿到諾貝爾醫學獎的人」。這樣優秀的人才，卻在1950年的11月28日連同其他14個人被槍決，只活了37歲。當時很多人感嘆，日本來臺灣統治50年好不容易才培養出一個許強，中國來統治5年就把他槍斃了。更荒謬的是，他們的案件根本就沒有起訴書，判決書的理由也都是亂寫一通，許強甚至在判決書出來前被槍決了。
保密局其實本來已經和決定其他受難者的命運一樣，早就決定將蘇醫師牽連其他案件入罪，但因為在逮補蘇友鵬時在他身上翻出的一本《狂人日記》，決定加碼，不斷責問他有關這本書在哪買的，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名。受日本教育的蘇友鵬是為了學中文，才去買了這本在書店公開販售、上海出版社出版有注音符號的魯迅《狂人日記》，為了學中文常常把它放在口袋。沒想到竟然成為特務反覆逼供的證據。蘇友鵬醫師最後被判刑10年，被送到綠島關押一直到1960年才出獄。
龔昭勲表示，他曾鼓起勇氣問過蘇友鵬「被關10年的感想是什麼？」，蘇友鵬竟回他說 “I am so lucky”，他說因為自己是醫生，出獄後社會缺醫師，他很快就可以開始工作，有很多難友出獄後都面臨求職困難。龔昭勲表示，蘇醫師一直看診到過世，晚年還每天去游泳，回來去泉州街吃蚵仔麵線跟香腸就是他的小確幸。蘇醫師也都會參加受難者們定期的生日餐會，常常是由音樂素養極高又熱情的他來引領大家唱生日快樂歌。
龔昭勲表示，他們這些受難者之後的人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轉型正義，他們要求的轉型正義是什麼？他們要求真相，他們想要和解，他們想要給下一個世代一個公平的世界，到了晚年他們多數都只剩下一個願望「給他們一個原諒的對象」，但這是我們一直沒能給他們、還在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