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臺灣在去（2022）年結束了運作 4 年的專責機構促轉會，寄望各部會能在日常工作落實轉型正義。同樣經歷威權統治的韓國，又是怎麼做的？韓國類似機構「真相和解委員會」從 2005 年運作至 2010 年完成階段任務後關閉，但社會對於「繼續追究真相」的呼聲始終不絕，又於 2020 年修法重啟，由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鄭根埴出任重啟後的委員長（類似臺灣的促轉會主委）。鄭根埴去（2022）年底卸任，上個月訪臺並在二二八紀念館發表演說，指出臺、韓在戰後都經歷「極端強烈的威權主義」，造成許多反民主的人權侵害，而在民主化之後，產生尋求真相、處罰加害者、補償受害者等訴求，是轉型正義的基本前提。
鄭根埴在上（2）月訪臺，接受知韓文化協會、國家人權委員會、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單位邀請，2 月 21 日在二二八紀念館發表「借鏡韓國：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重新出發給臺灣的啟示」專題演說。（攝影／朱乃瑩）
韓國在近代史上接連經歷日本殖民（去殖民）、韓戰（去冷戰）、戰後威權統治（去權威主義）等坎坷歷程，為了處理不同時期的傷痕與和解，發展出「過去歷史整理／過去清算」的概念來涵蓋各界的轉型正義訴求。
常被拿來和我國前總統陳水扁比較、人權律師出身的韓國總統盧武鉉擔任總統期間（2003 - 2008 年），通過《真相和解基本法》，成立轉型正義專責機構「為求真相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真和會），由 2005 年運作到 2010 年，明訂 1 年接受申請、 4 年進行調查，因時間過短，運作結束後仍有許多案件未處理，民間不斷呼籲重啟調查。但此後由保守派的李明博、朴槿惠兩任總統接連掌權，對此態度消極，直到盧武鉉的律師合夥人、擔任總統時的秘書長文在寅 2018 年上臺後，再度修訂《真相和解法》，重啟真和會（2020-），由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鄭根埴擔任第二期真和會的首屆委員長。
鄭根埴在去（2022）年底結束兩年任期卸任後，旋於今（2023）年 2 月訪臺，接連拜訪國家人權委員會、國家二二八事件紀念館、中研院以及臺南的臺灣文學館等機構並發表演說，也參觀了設在「中正紀念堂」的「臺灣言論自由之路」特展。據促成此次交流的「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朱立熙透露，韓國政府明定「次長級以上政務官」不得與臺灣直接交流，因此友臺官員往往「壓抑」到卸任後，第一件事就是以民間身份訪臺。
「很多人不了解臺灣長達 38 年的戒嚴發生的各種不公義，但至少知道這是全世界最長的戒嚴。」鄭根埴上（2）月 21 日在二二八紀念館的演說，是由國家人權委員會、行政院人權與轉型正義處合辦。他指出，韓國在戰後的軍事政府獨裁期間，曾頒布過多達 10 次戒嚴令、3 次解散國會，但通常是臨時性措施，不像臺灣是持續戒嚴。
鄭根植強調，臺韓的憲政發展路徑非常相似，都受到日本殖民、冷戰下的「國家分裂持續化」影響，「韓國學者不了解臺灣是不行的。」他指出，臺韓在戰後都經歷「極端強烈的威權主義」，造成許多反民主的人權侵害，而在民主化之後，產生尋求真相、處罰加害者、補償受害者等訴求，也是轉型正義的基本前提。
不過，相較於南北韓知識份子以「國家分裂」為憾事、追求終極統一，朱立熙事後對《沃草》表示，他已另向鄭根植說明，當代臺灣未必認為兩岸互不統屬是「國家分裂」，知識份子也未必期待統一，希望韓國學界對此有所認識。
鄭根埴：韓國近代的「非民主主義」（製表／鄭根埴、翻譯／朱立熙）
鄭根埴：韓國的過去清算與轉型正義（製表／鄭根埴、翻譯／朱立熙）
鄭根埴觀察，臺灣的轉型正義框架似乎相對單純，僅區別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而不像韓國是針對多起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特別立法。
鄭根埴解釋，韓國從 1990 年代以來，陸續針對單一的重大人權侵害制定特別法，例如光州事件、居昌事件、濟州大屠殺均有相關的特別法，2005 年再通過整合性的《真相和解基本法》。在一連串立法中，共通點是「自由民主政權時加速立法、輪替到保守政權（上臺）時，又變得不太積極。」
韓國如何面對三大創傷：殖民、冷戰、威權
一、去殖民化：日本殖民時期（1910-1945）
日本戰敗後，根據此前同盟國的安排，由美國與蘇聯分別佔領朝鮮半島的南北兩端，並於 1948 年各自成立獨立政權，南方的「大韓民國」（南韓）政府成立後，立刻通過《反民族行為處罰法》試圖清算殖民協力者（反民族行為者）。鄭根埴直言，由於時任總統李承晚態度並不積極，不了了之，直到 2004 年盧武鉉政府通過兩部特別法（反民族行為真相究明法、財產收回法），才有了相對積極的清算。
二、去冷戰化：韓戰（1948-1952）
1948 年南北韓正式分治，1950 年北韓越過分治線進攻南韓，1953 年簽訂停戰協定，看似戰爭發生不過 3 年，但戰爭前後的動盪時期，均有大量平民受害。鄭根埴指出，韓戰期間的人權侵害主體大致有「（南韓）國家公權力」、「美軍」與「（北韓）左派反抗勢力」。
2000 年，金大中政府以「韓戰 50 週年」為契機，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舉行歷史性會談，兩韓社會也開始呼籲，應調查韓戰前後平民受害真相。同年政府通過《濟州 4.3 特別法》，並在 2005 年制定《真相和解基本法》，成為韓國大規模推動轉型正義的契機。
鄭根埴說明，以國家應負責的事件而言，在韓戰發生前，南韓政府捕殺「叛國嫌疑者」有大邱 10 月抗爭（1946）、濟州 4.3 事件（1948）、麗水-順天事件（1948）、聞慶-咸平事件（1949）等 4 大事件；韓戰爆發後，南韓政府在節節敗退的過程中，也在缺乏審判的情況下，殺害大量被懷疑與共產主義有關係的平民，例如「國民保導聯盟事件」與多起監獄中集體屠殺。
而美軍殘殺平民的事件曾被長期掩蓋，例如 1950 年 7 月美軍在駐地忠清北道「老斤里」射殺約 400 名難民，到 1990 年代才有記者披露，並因獲得普立茲獎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美國被迫與韓國展開共同調查，總統柯林頓在 2001 年公開對此事件表示「遺憾」。
三、去威權化：軍事獨裁政府（1961-1987）的政治鎮壓與社會侵害
韓國在二戰後由親美的李承晚政府執政，1960 年因選舉舞弊引發「4 月革命」，迫使李承晚辭職下臺，韓國成立內閣制共和政府，卻在隔（1961）年被陸軍少將朴正熙發動「516 政變」推翻。朴正熙在政變初期成立「國家重建最高會議」、自任「委員長」，兩年後（1963）通過總統制的新憲法、出任總統，掌權長達 18 年，直到 1979 年被暗殺，其部下全斗煥發動「雙 12 政變」掌握軍政大權。
鄭根埴特別強調，從 1972 年朴正熙主導制定「維新憲法」算起，韓國經歷 15 年極端反民主的威權政府，對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到 1987 年臺灣解嚴的同一年，韓國也發生「六月民主運動」，迫使獨裁者全斗煥交出政權。
促成此次交流的前二二八基金會董事、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朱立熙（左）與鄭根埴（右）。（攝影／朱乃瑩）
威權主義之下不只政治案件，軍事政府出於對「社會淨化」的想像，曾對「流氓」、無家者、性工作者、孤兒等邊緣群體進行大規模清洗與強制收容。這些表面上看似社福收容機構，實則是威權體制政治暴力的案件，成為第二期「真和會」的主要工作目標。
「仙甘學園」位於首爾近郊的離島「仙甘島」，源於 1942 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強制收容許多孤兒與政治犯子女並進行強迫勞動。戰後韓國政府仍維持強制收容措施，並將仙甘學園作為「模範設施」廣為宣傳，累計收容約 5,000 人；「兄弟之家福祉院」設於南端的釜山，是 1975 年朴正熙政府為了申辦奧運而發動「整理市容」，「收容」對象包括乞丐、流浪者、街頭小販、身障者、流浪兒童及異議人士，收容超過 4,0000 人。更有甚者，仙甘學園與兄弟福利院曾將「收容」的孤兒賣給外國家庭領養，不法獲利 2000 萬美金。
「瑞山開拓團」則位於西海岸岬角，由於與中國的山東半島隔海相望，曾被美軍作為核武基地。朴正熙政府在此開闢海埔新生地，將大量無家者、兒童送去勞改，甚至強迫無家者與性工作者集體結婚、描述為「改過向善」並製作宣傳片，在全國電影院大量播放。
真相和解委員會重新出發
第一期（2005-2010）聚焦韓戰受害
鄭根埴指出，韓國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未涉及補償機制，真和會接受受害者申告後，調查、確認受害事實，但受害者／遺族必須自行向法院提訴、爭取賠償。以韓戰犧牲受害者而言，每名受害者（家屬）固定補償 1.32 億韓元（約 330 萬臺幣），但在真和會成立 4 年後，2009 年才首次有韓戰受害者獲得法院判賠。
在第一期真和會運作期間（2005-2010），調查韓戰受害人數 20,620 人，其中有 17,323 人確認是因國家暴力（軍警）受害；6,591 名受害者提起訴訟，有 5,665 人獲得補償，補償率約 3 成，總補償額約 7500 億韓元（約 187 億臺幣）。在戰爭犧牲以外的其他人權侵害事件，則依照受害者職業、年齡、學歷、受害程度等狀況，有不同的訴訟結果。
第一期真和會委員長先後由宋基寅神父、安重旭擔任。宋基寅曾在 1970 年代參與教會對朴正熙政權的反抗，與後來擔任總統的人權律師盧武鉉熟識，既是盧武鉉的天主教教父，也是鼓勵他從政的導師，在韓國地位崇高，類似長期支持黨外運動並因此入獄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前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宋基寅卸任後與臺灣關係密切，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 11 月參訪促轉會與二二八基金會。當時促轉會被爭議包圍，前主委黃煌雄請辭，代理主委楊翠上任不及一個月，宋基寅則分享了韓國「保守右派抵抗轉型正義」的經驗。
宋基寅神父 2018 年參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圖片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第二期（2020-）擴大關注威權侵害
第一期真和會結束後，先是 2012 年「兄弟福利院」的受害者強烈要求調查真相，且韓國社會經歷 2016 年以來反對朴槿惠政府、長達半年的「燭光示威」，人權意識提高，對於重新調查威權統治下政治暴力的共識相當強烈。此外，前威權政府相關人士持續不斷散播「光州事件有北韓間諜在背後煽動」的謠言，另遺族相當憤怒，呼籲成立「5.18（光州）民主化運動真相調查委員會」，繼續追究光州事件的真相。
2020 年，進步派總統文在寅所屬的執政黨成為國會最大黨，修訂《真相和解法》，重新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由總統任命委員長，執政黨與在野黨再各自推派 4 名委員，組成 9 人委員會，下設調查一局、調查二局，分別調查韓戰侵害與威權侵害，調查官來源則包括公務員與民間團體推薦。鄭根埴身為首屆委員長，觀察到這種平衡架構成為真和會的最大侷限，「執政黨推薦的委員很積極，但保守（在野）政黨推薦的委員比較消極，有點扯後腿的感覺。」
鄭根埴於 2022.12 卸任，由前首爾市教育監曹喜昖（ㄧㄢˊ）繼任。鄭根埴回顧，自己任內最大規模的真相調查就是針對「兄弟福利院（8000 人）」與「仙甘學園（5700 人）」，而仙甘學園所在的京畿道知事（地方政府首長）也在真相究明後出面道歉。他不無遺憾地說，自己多次慰問受害者、參加集體追悼，盡可能讓受害遺族感到安慰，「可惜只是委員長（鄭根埴）層次，而沒有國家層次，國家領導人可能還沒認識到要對受害者道歉。」
談到任內遺留的「未竟之業」，鄭根埴認為，受害者的補償、賠償是迫切議題，但如何針對不同受害狀況提出包裹性立法，還待建立朝野共識。其次，韓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與真和會相互合作，統合人權受害狀況，改善「向各部會提出建議卻被置之不理」的問題。最後，他也認為政府應盡快展開韓戰受害者的遺骸挖掘工作。
「有些人認為『真和會』是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就該解散，但也有人懷疑 3、4 年究竟能處理多少案件，應該讓『真和會』成為常設機關，持續接受申訴、調查真相。」鄭根埴最後表示，東亞的中國、北韓現在還不知何為轉型正義，但韓國、臺灣、柬埔寨甚至蒙古，都在進行轉型正義，若能結盟交流，對各國都會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