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大量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出土、整理開放，讓研究者可以輕易取得政府檔案，也可能因此複製官方視角。台大歷史所碩士生徐祥弼是紀念二二八事件的青年組織「共生音樂節」成員，負責主編二二八事件 75 週年紀念專書《不沉默紀錄：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徐祥弼說明，官方史料與民間認知一定有落差，但一些民間研究者或輕易相信威權政府時期製作的檔案文獻，或刻意揀選史料來拼湊故事，結果都會「像是活在戒嚴時代。」舉例來說，花蓮受難者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臥病在家而未參與任何行動，卻在情治機關檔案中，被形容成地方惡霸、背後操控的陰謀家。這樣的解釋在70年餘後仍被立場傾向中國國民黨的文史工作者擷取，撰文影射張七郎為「共諜」，無形中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
台大歷史所碩士生、二二八事件75週年紀念專書《不沉默紀錄：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主編徐祥弼。（受訪者提供）
小時候在日曆側欄的「歷史上的今天」第一次讀到二二八事件，徐祥弼當時感到疑惑，為何查緝私菸看似細小的突發事件卻引發了慘烈衝突？就算後來在歷史課堂略為提及，但他始終未能獲得滿意的解釋。 2014 年的反服貿運動，對於曾在高中校刊中特別製作「1960年代專輯」的他而言，是場全新的震撼；當時仍在南部就讀高中而無法親身參與的徐祥弼，於是在上大學以後投入了二二八事件紀念行動，填補某種想參與台灣重要時刻的渴望，一待就是6年。
徐祥弼指出，1990 年代以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討論，大多著重在受難者與家屬的遭遇。但時過境遷，我們這個世代應該可以換種角度，讓二二八事件與現在產生連結。舉例來說，在這次替共生音樂節編的專書中，他們便以「紀念」為題，重新梳理戒嚴時期綿延不絕的紀念、記憶二二八的能量，嘗試讓社會意識到：「二二八事件形塑了今日的臺灣與認同」。
「戰後初期是斷裂與延續並存的曖昧時刻。」徐祥弼描繪，剛剛過去的日本時代還有許多東西留下，而同時又有嚮往的「祖國」大舉入侵。在這些夾縫下，台灣人追求理想，試圖在戰爭廢墟中打造新社會藍圖，卻被「打槍」並因而殞命。同一時間，官民之間、統治者內部的不同機關、派系，都有不同的利益著眼點，各方的衝突與張力，最後在二二八事件中徹底引爆。蘊藏在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混沌能量，比慣見的「國民黨很爛、受難者很可憐」論述方向，更能打動他。
台大歷史所碩士生、二二八事件75週年紀念專書《不沉默紀錄：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主編徐祥弼。（受訪者提供）
除了政治思想之外，他更在意歷史剖面中的社會文化與生活經驗，也將這些思考融入今年主編的專書。當時人民生活中隱含著不少的「斷裂」與「延續」，像是用路規則在一夕之間，從日本的靠左行駛改為中華民國的靠右行駛，勢必造成不小的混亂；後者則見諸二二八事件期間，民眾仰賴從收音機獲取資訊，這也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戰爭末期養成的習慣，亦深刻地影響了二二八事件的走向。
書中也追索在解嚴前、後那段民主化的關鍵時期，民間與海外努力記憶二二八的歷史、撞破政治禁忌。1983 年，台大學生劉一德、王增齊等人跑到前警總司令彭孟緝家圍牆噴漆：「二二八兇手、血債血還」。此事在當時相當轟動，據促轉會指出，調查局因此發起「安苑專案」，在校園內大量佈建線民，監控各校異議社團與學運動態。共生團隊訪問到當時行動者王增齊，他回憶，1977 年中壢事件距二二八事件已過30年，但當中壢分局警察開槍射擊抗議群眾，父親卻警告他「二二八！二二八！門關起來！莫出去！」
中國學生嗆「日本政府也殺過臺灣人」、民間研究者引檔案指受難者為「共諜」 二二八研究亂象叢生
倡議二二八事件紀念行動，有沒有遇過不同的聲音？徐祥弼回憶，大學期間曾在異議性社團被中國留學生質問「日本政府也屠殺過台灣人民，憑什麼只紀念二二八事？」他苦笑說，自己當下難以回應，只能憑印象回答。有了研究能力後，今年便率領團隊整理常見問題，將回答放入手冊。
台大歷史所碩士生、二二八事件75週年紀念專書《不沉默紀錄：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主編徐祥弼（右）。（攝影／朱乃瑩）
徐祥弼從日本與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開展來比較，他指出，日本以殖民者之姿，與強烈抵抗的台灣人民發生戰爭，應該在去殖民化脈絡下檢討。而許多二二八受難者並非與政府交戰而陣亡，而是事後被政府清算報復，就需要帶著轉型正義的視野批判國家暴力。
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或推廣遇到什麼狀況？徐祥弼觀察到，首先是研究者的斷裂。或許是認為早期研究者已經將二二八研究得差不多了，30歲以下的青年世代，較少人願意投入二二八研究。然而事實上，隨著檔案近用性提高，包括許多官方檔案開放，以及國史館製作「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二二八事件念紀念基金會推出「二二八遺址資料庫」，都讓資料取得變得更加容易，再加上台灣史研究已累積相當成果，更可能做出與過去研究者不同的東西出來。
與此同時，徐祥弼認為，學術界需要正視民間研究者能輕易取得史料的新局面，應當適時地「以正視聽」。他指出，官方檔案是呈現政府眼中的台灣社會，與民間認知一定有落差，但一些民間研究者或輕易相信檔案，或刻意揀選史料來拼湊故事，都會「像是活在戒嚴時代。」舉例來說，花蓮受難者張七郎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臥病在家而未參與，卻在情治機關檔案中，被形容成地方惡霸、背後操控的陰謀家。而民間研究者張若彤便擷取這部分材料，延續政府觀點並影射張七郎為「共諜」。
這也是他們這群年輕研究者特別在今年共生的專書闢出一個單元來「解密」各種「二二八謠言」，諸如二二八是共黨煽動、為什麼不談二二八中的外省人、政府都道歉了不然要怎樣等問題，試圖為今日「眾說紛紜」的時代闢謠。
今（2022）年「共生音樂節」活動現場。（攝影／朱乃瑩）
徐祥弼：支持死刑者相信殺人償命，卻不認為國家殺人應該賠償
「覺得已經談夠多二二八的人，往往會支持死刑。」徐祥弼疑惑的是，有些社群一方面相信殺人應該償命；對於政府殺人，卻認為不該記憶與賠償，或是「賠錢了還想怎樣？」徐祥弼認為，前總統李登輝時代，以賠償填補傷害的基調，無法真正觸及轉型正義中真正重要的事。他強調，修復社會、重建歷史記憶、司法平復等工作都在近年才成為共識，並成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工作方向。既然是近年，就代表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徐祥弼指出，大量在 1945 年至 1949 年間來台的外省人，對蔣介石的崇敬過於強烈，讓反省威權體制變得困難重重。他認為，透過持續記憶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讓彼此都能認同政府不應侵害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即使對蔣介石的評價無法完全扭轉，但只要持續追求法治價值，或許可以慢慢擺脫偶像崇拜。
一般人或許分不清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差別，徐祥弼引述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的觀點指出，除了歷史時段不同，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的人民，幾乎都未經過法律審判，而白色恐怖是在司法系統整肅異議份子。「一個是沒有法治下的暴行，一個是法治下的屠殺，兩者的差異，就是我們重新審視法治與民主價值的著眼點。」
今（2022）年「共生音樂節」活動現場，民眾翻閱《不沈默紀錄》。（攝影／朱乃瑩）
徐祥弼拋出提問，如果過去的政府是「不法國家」，我們要怎麼評斷當時的司法，或是侵害人權的情況？
但「不法國家」已經過去，追究暴行對當代台灣有什麼意義？徐祥弼認為，由教育入手，就像當年將三民主義變成公民教育，讓民主、法治的價值深入人心，而非可有可無的口號。他也強調，行政、司法尚未除垢，威權時期的司法官、行政人員、協力者繼續掌握行政與審判權力，或是回到學校傳遞威權價值，就會影響當前的民主生活。
徐祥弼表示，現在轉型正義相對被動，需要更積極界定加害者、協力者（線民）的責任。他也指出，受難者林茂生之子、精神醫學專家林宗義在解嚴前後就意識到，受難者與家屬對政府、社會的信任，在國家暴力之下崩解，普遍產生「倖存受難者及其家屬癥候群」（SVFS, Surviving Victimsand Families Syndremes）。
如張七郎的次子張依仁在歷經父兄皆被殺害的慘況後，直至亡故前的餘生中不時嚷嚷著：「臺灣人全都是壞人，好人沒幾個。」他強調，政府有責任重建信任、讓社會團結，並且促成和解，讓不同意見者有機會平和對話，社會才有可能邁向「共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