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30世代的年輕人，為何會對75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感興趣？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李思儀，4年前以雲嘉南青年學生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反抗行動為題，完成碩士論文。他指出，相對於政治菁英試圖與陳儀政府談判，採取武裝行動的青年學生與「兄弟人（江湖人士）」，極少被提及。嘉義的兄弟人盧鎰被軍隊綁著遊街時，沿途大喊「大家來看我被槍殺」，臨死前不改豪俠本色。李思儀說，分析武裝反抗或許會產生道德爭議，似乎強化屠殺與鎮壓的正當性，但政府官員與軍隊貪污、違紀、非法暴力層出不窮，破壞法治在先，部分人被迫選擇採取武裝行動，正是對「政府先做錯事」的回應，分析此一課題更能接近二二八事件的核心。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李思儀。（攝影／朱乃瑩）
「日本教育青年『滅私奉公』，戰後變成對土地的愛與忠誠。」
李思儀表示，30年前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在有限的時間下，優先任務是釐清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因此僅能注意到與政府談判的政治菁英大量折損，而沒有反省為何部分台灣人決定採取武裝抵抗。
李思儀將研究重心放在1947年時僅有15-25歲的這一代人，他們在日治末期的戰爭氛圍中出生、成長，接受戰爭動員訓練與「滅私奉公」的精神理念。日本教導的「滅私奉公」是強調天皇先於個人的忠君思想，也建立起台灣人有「公共性」的概念。脫離日本統治以後，「滅私」的精神不變，但青年無法對戰後統治不當、貪污腐敗的新政權產生忠誠，於是「奉公」效忠的對象，逐漸變成對台灣土地的愛與認同，讓青年在二二八事件時，願意積極獻身，保衛家園。
李思儀進入研究所那年，因緣際會參加了中研院台史所的「保密局台灣站」史料解讀班，在對二二八事件一無所知時，就進入該事件史料的海洋。而2014年「太陽花運動」發生時，李思儀正是滿腔熱血的大學生。親歷同齡人想改變社會的那股激情，讓他連結到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回憶他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曾與其他年輕人試圖攻佔機場並向島外求援的純樸願望，也刺激他梳理情報人員紀錄台灣人「組織暗殺團、暴動」的負面說法。
李思儀指出，比起分析歷史事件後的記憶與認同政治，他更想利用眼前的史料重建事實。官方與民間的主流論述都更重視政治菁英與知識階層，當李思儀想重建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裝行動，以及「兄弟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經過，清楚知道自己將面臨道德爭議，更會被質疑是強化政府鎮壓的正當性。
「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期間，大批民眾前往立法院聲援。（攝影／朱乃瑩）
「政府先做錯事，怎麼可以批評台灣人犯法？」
李思儀表示，政府官員與軍隊貪污、違紀、非法暴力層出不窮，破壞法治在先，部分人被迫選擇採取武裝行動，正是對「政府先做錯事」的回應，分析此一課題更能接近二二八事件的核心。
李思儀的論文注著重在「青年學生」與「兄弟人」兩種人，與一般討論二二八時常見的醫生、律師、參議員等參與者呈現不同氣質，但是學界過去較少認識的對象。李思儀表示，30年前撰寫的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在有限的時間下，優先任務是釐清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因此僅能注意到與政府談判的政治菁英大量折損，而沒有反省為何部分台灣人決定採取武裝抵抗。
「兄弟人」被官方稱為「流氓」，民間對這些「友ê」評價也不高。但李思儀指出，嘉義市作為日治時期的新興市鎮，許多外來人口遷入發展，組成結拜兄弟互相幫忙，行事帶著江湖味、講義氣，與現在所謂的打為「黑社會」不同。與知名畫家陳澄波同樣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的盧鎰就是這樣的江湖人領袖。盧鎰在事件中曾庇護外省警官，不惜與威脅要丟手榴彈的民眾對峙，「你們投看看！」他在槍決前被綁著遊街，沿途大叫「大家來看我被槍殺」，市民聽到都暗自流淚。
李思儀整理雲嘉南地區的所有口述，梳理出反抗行動的不同層次。光譜上最低程度是在地方組織「保安隊」，也可能以武裝力量為基礎，協助地方與政府談；最激進的則是像「二七部隊」組織武力直接與政府「對著幹」。他也指出認同的多元和複雜性，許多參加者在事件後，對於漢民族與中國國民黨帶著糾結的認同，甚至也加入中國國民黨，「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台灣心」，對於參與事件的地方人物還需更多的爬梳。
例如見證者高總成參加雲林北港的保安隊，李思儀指出當時北港在二二八事件時有「自治聯軍」與「保安隊」兩個平行組織，保安隊在鄉鎮內駐守與維持治安，自治聯軍則由雲嘉南平原各地武裝青年所組成，地方民兵與跨鄉鎮的「自治聯軍」一起參與了水上機場、虎尾機場等地的戰鬥。
「國軍還沒進到北港前，就有風聲說一路都是盲目掃射，亂燒民房。」高總成回憶，軍隊抵達後，民眾在掃射下四處逃竄，他與十幾人躲在蕃薯園旁的墳地，三餐用骨灰罈的蓋子煮番薯吃，躲了一個多月才敢回家。
二二八事件後，無論參加任何組織都要向政府「自新」。高總成回憶起自新儀式上，所有人被士兵用槍指住的場景，備感屈辱與痛心，心想「出來為地方做事卻被如此對待」、「如果能搶到槍，大家一起死了算了！」
李思儀說，透過高總成的口述，可以理解在軍隊武力清鄉時，許多台灣人開始覺醒，產生台灣共同體意識。就像高總成並非基於台灣獨立的政治意識去反抗政府，僅是出來維持地方秩序，就被政府粗暴對待，才萌生「拼了」的念頭。
二二八事件後，政府要求各地「暴動份子」向地方政府辦理「自新」。（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學術要像學術，倡議要像倡議。」
2017年，李思儀為「共生音樂節」撰寫一份網路懶人包，講述戰後的專賣制度、經濟問題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索。卻被部分台派支持者圍剿，認為主辦單位刻意不談政治壓迫與屠殺，只想「和解共生」。這種批評角度刺激他思考同世代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也對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裝行動產生好奇。
長期耕耘青年與二二八議題的「共生音樂節」在2019年決定成立社團法人，李思儀成為創會理事長，有了更多與不同世代溝通的經驗。李思儀回憶，某次他受邀到國家人權博物館分享研究成果，有位老前輩認為，戰後知識份子沒有認清國民政府的陰暗面，陷在「祖國夢」中沒有覺醒，才會慘遭屠殺。李思儀當下直言，青年世代當時已經形成台灣認同意識的雛形，「一部分人已經醒了，才會犧牲。不是像你想的，台灣人沒有醒。」
李思儀說，剛開始談二二八時，受限於學術論證的基本框架，相對「綁手綁腳」。直到有一次辦演講活動，看到講者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講得生動又充滿感情，氣質與在大學課堂上截然不同，體會到原來倡議推廣與學術研究可以這樣並立。
中研院台史所編纂的《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來源／中研院台史所）
受難者王振華：「你們學人文的，尤其是學歷史的，除了每天撒謊外，還有什麼可以做？」
「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爸媽，在白恐時會以為『小孩被抓走就沒有了』。」接觸呂昱、陳武鎮等白色恐怖受難者後，李思儀發現，歷史研究會清楚界定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不同情境，但對受難者與家屬而言，其實都是同一種創傷記憶。歷史研究固然應該對兩者清楚分辨，但在倡議上，或許可以打破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藩籬，凸顯國家暴力的本質。
李思儀指出，目前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著重於單一事件或地區，但對於戰後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等層面的認識還太少。而在二二八事件後加入國民黨政府的少數台籍菁英，常被批評為「騎牆派」，但有些人在權力的夾縫中，繼續為台灣人貢獻己力。李思儀說，傳統歷史學帶有「臧否人物」的面向，從各方面呈現個人的複雜性，作為道德評價的依據。但受社會科學影響的當代歷史學，預設個人是社會中的一員，容易去脈絡化或是以階級劃分的方式看待歷史人物。
李思儀認為，轉型正義的繼續深化，有賴透過電影等文化媒介，刺激大眾思考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涉及的道德議題。李思儀指出，國家可否屠殺人民、人民可否反抗政府，都是高度困難的道德議題，而個人在歷史時空下的選擇，也會映照出人性的複雜面貌，提供辯證與反思。
「政府已經道歉、賠償，家屬到底還想怎麼樣？」或許是討論轉型正義時，社會最常見的質疑。李思儀指出，在口述紀錄中，主訪者通常會在最後詢問「對政府有什麼期待？」大部分受難者或家屬在乎精神層面，亦即受難者的真相、社會對這段受害歷史的理解，勝於物質賠償或總統道歉等形式。
李思儀分享，受難者王振華曾說，「自從經歷過這件事後，我的人生觀完全改變，渡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漫長的四十年來在白色恐怖下，我的精神生活很枯燥，但我們學工的還好，再怎麼戒嚴我們還可放手去研究，你們學人文的，尤其是學歷史的，除了每天撒謊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反映了受難者壓抑、悲憤與渴求真相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