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七郎父子三人合葬的墓園，位於花蓮縣鳳林鄉太古巢農園裡。墓碑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 / 滿腔熱血洒郊原」，墓碑日期：「主後一九四七年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開拓東臺灣，將醫療與基督教信仰帶到花蓮鳳林的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以及他的三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無故被捕。其中三人當夜被押到鳳林郊外的公墓槍斃！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籍菁英》
1888年年出生於新竹湖口的客家人張七郎，家中排行第七，故取名為「七郎」。父親張仁壽是位漢醫，因受馬偕牧師到新竹傳教影響而受洗為基督徒，並創立湖口教會。由於基督教信仰的關係，張七郎自新埔公學校（現新埔國小）畢業後，前往中國廈門就讀由英美教會人士創立的英華書院，學習外語與西方近代知識，回到臺灣後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現台大醫學院），先後曾在基隆醫院、台北馬偕醫院服務，1916年在淡水開業創設「仁壽醫院」，以紀念父親。
1921年，因受到已移居到花蓮鳳林的五兄張逢年的鼓勵，認為鳳林缺乏醫生，且當時只有漢醫沒有西醫，再加上受到馬偕在偏遠地區傳教的精神感召，因此選擇舉家遷往醫療資源缺乏的花蓮鳳林定居，也將仁壽醫院遷到花蓮。
張七郎在花蓮鳳林時，除常為窮困人家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外，還和太太一起收養了許多養女，主要是因為夫婦倆人不忍心看到小女孩被賣入特種場所。在醫院中若發現窮人家留下的棄嬰，他們也會收養下來。
戰後，張七郎曾寫信催促在滿州國的三個兒子回臺灣，為家鄉貢獻所學。1946年3月，花蓮縣舉行參議員選舉，張七郎當選參議員，在開議當天更被推為議長；同年10月，臺灣省舉辦制憲國大代表選舉，張七郎高票當選，票數甚至高於李萬居，足見張七郎當時聲勢之高。步入政壇的張七郎，原先期望貢獻家鄉，卻發現中國國民黨的不當接收與治理，產生極大的落差而深感失望。他到南京參加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時，他也對陳儀政府的治理提出批評。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花蓮地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為中心，召開市民大會，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而身為制憲國代、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其實並沒有擔任委員會要職。但在事件中，行政長官陳儀應各地「縣市長民選」的要求，准許各縣市推選縣市長候選人三名，再呈報陳儀圈定，張七郎以最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沒想到，卻因此埋下張七郎不幸的禍根。
3月的某一天，在花蓮縣政府工作的張連溪告知張家人，他聽到花蓮縣必殺名單十人之中，有張家四人：張七郎、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的傳言，勸他們要暫避風頭。張家認為「全家人從未參加任何組織，決不相信自己深愛的『祖國』政府，會真如目前傳言般的濫殺無辜」。雖然有許多不利張家的傳言，張七郎依舊相信「政府會明察秋毫，根本無需躲藏」。
1937年，張七郎在鳳林仁壽醫院前的全家福。右起為張七郎、張宗仁（長子）、張依仁（二子）、張果仁（三子）、張秀惠、張性惠、張秉仁、張存仁、詹金枝（妻），家中兄弟姊妹緊緊地手牽手拍照。圖片來源：李筱峰提供
4月1日，第二十一師抵達花蓮，民心懼怕。4月4日，鎮民力作鎮靜，決定向軍隊表示歡迎，並設宴招待，當天張七郎因病，請長子張宗仁代理參加晚宴。當晚宴會結束後，張宗仁回到家中，妻子葉蘊玉勸他和其他三人先去山上躲避，此時常到仁壽醫院走動的方廷槐帶了六名持槍軍人上門，亂摸了張宗仁身上衣服的口袋後，表示「剛才宴會結束，部上有許多人上吐下瀉，不知是否食物中毒，請大夫能盡量多帶點藥品及打針藥水前來急救治療」，張宗仁帶著診療皮箱跟著軍人離去。到了晚上八點左右，張七郎的三子張果仁從鄰居家聊完天回家時，即出現三名持槍軍人，在確認是張果仁本人之後，就把他雙手反綁架走。
差不多同一時間，鳳林區長林志雄帶著十多名持槍軍人前往張七郎家中，張七郎正要向他們握手寒暄，卻立刻被反綁押起來。二子張依仁則是在軍人入門後被命令把手放在後面，軍人隨之將他的雙手反綁，妻子許梅想起曾看過張依仁的軍醫證明，趕緊找出來並塞到張依仁的口袋裡，想說或許可以保護張依仁。張七郎出門前用客家話對張依仁說：「子孫可憐。」這成了他們最後的對話。家人跟著被押走的父子兩人走出家門才發現，屋子前後都被軍人包圍，甚至還有機槍瞄準屋子，完全呈現警戒狀態。
當天晚上，張家兩邊都不知道另外一個家發生的事，且當時又實行戒嚴，入夜後不得外出，所以直到4月5日清晨，張玉蟬趕到另外一個家，才知道另外一個家也出事了。之後遺留的女眷們做了四個便當，送到軍營要給被捕去的家人，怎知對方只收下一個，退回三個。同時間，一個曾到過仁壽醫院的軍人（因當時張宗仁醫師未跟他收取費用而記得張家人）非常緊張在醫院外敲門叫人，並告知：「昨天晚上有一名老先生和三個青年兒子，是不是你們家的人？」、「有三個已經被槍殺了，在郊外的公墓，另一個還未殺，我帶你去看吧！」應門的葉蘊玉當場愣住，不知所措，軍人即先行離去。
全家人商量過後，便找來親戚開始外出幫忙找人，但因為實施戒嚴，規定不能三個人以上同行，所以就兩個人一組分開走。到了下午快天黑時，從阿美族的原住民口中得知「昨天晚上那邊有一些士兵，有槍，又有哀號聲，後來有槍聲」，並指出可能的方向，不久一群人發現泥土有新翻過鬆動的痕跡，一撥開就看到張七郎的白髮，接著發現張果仁，在不遠之處又發現張宗仁，隔天清晨，張家親戚駕著牛車去將遺體運回，遺體一搬動就鮮血直流，一路到家，且父子三人雙手皆被反綁在後，衣服和隨身物品全部不翼而飛，只剩下內衣褲，全身血汙。
二二八事件之後，張家家道中落，土地也陸續被別人侵占，其中還包括鎮公所，親友們在事件後遠離張家，因為張家被特務監視著。而莫名其妙被關了三個多月的張依仁，被放出來後的隔天，就帶了妻子許梅搬到淡水的娘家，開設仁壽醫院，以養育家中還小的弟妹。並且忍受著特務監控－一個月至少兩、三次的「拜訪」，每次都還選在三更半夜到家中翻箱倒櫃，製造恐怖、要抓人的氣氛。張依仁一直忍耐到弟妹和姪子可以自立，才在1961年出國遠離臺灣，但就算到了巴西，特務依舊監控著他，甚至背負著黑名單的標籤。他直到1985年才重回臺灣，並於2004年重新定居臺灣。
在2009年張炎憲教授的口述團隊訪問之前，大多數的張家人其實不完全清楚到底那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彼此都絕口不提二二八。而詹金枝（張七郎的妻子）對兒孫的教育態度更是「生活、金錢都是身外物，就是要讀書，讀書了要出國，不要留在臺灣被國民黨殺」，也表明「如果我死了，不要通知他們（指子孫）回來」。
在事件後，長年守護著家園、既是媳婦也是養女的張玉蟬，1990年12月8日台北懷恩堂第一次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張玉蟬秉持著「不甘願」、「我要替父親申冤」、「我要平反」的信念，上台公開演講做見證，成為首位站出來做見證的二二八家屬，也影響了其他家屬，讓他們之後陸續挺身而出。
參考及延伸閱讀資料：
- 沈秀華著，《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7。
- 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台北：國史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 張炎憲、曾秋美採訪紀錄，《花蓮鳳林二二八》。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0。
- 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籍菁英》。台北：玉山社，2015。
- 張肇烜，〈【人心人術】最「慟」人的感恩節禮物⋯鳳林仁壽醫院的木牌匾〉。想想論壇，2017/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