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70 年前（1952）發生在新北山村的鹿窟事件，是白色恐怖早期最大規模的政治案件。作家朱宥勳指出，因參與中共地下黨刊物而被通緝，逃亡途中死於鹿窟山村的「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名字在臺灣曾是個禁忌，解嚴前後被重新發現時，讓許多青年作家大感震驚：這個人「又帥又有才華」、「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他也觀察到，上一代的作家基於威權遺緒與文學偏好，較少以威權歷史為題材，但 40 歲以下的創作者反而出現「隔代遺傳」的傾象，大量開採這些威權時期的歷史故事。對於影視改編、文學創作常被檢視真實程度，他則認為，這需要時間沈澱與持續扎根歷史教育，如果歷史記錄足夠完整，大家對改編的接受度就會提高，「（日本的）織田信長在影視作品有 500 種樣子，沒人覺得有問題，因為歷史就在那裡。」
精通文學與音樂、被稱為「臺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因為白色恐怖躲藏到新北石碇山區鹿窟，不幸遭毒蛇咬死，年僅 36 歲（圖片來源：魏吟冰採訪、撰稿，〈謎樣的遺憾拼圖——呂赫若〉，收於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黯到盡處，看見光：台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紀錄》，2016）
國家人權博物館在剛結束的臺北國際書展策劃「讓光折射：閱讀地景的暗角」系列活動，本（6）月 4 日邀請臺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作家朱宥勳對談「文學與歷史中的鹿窟事件」。鹿窟事件是 1950 年代最大規模政治案件，當時在臺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已陸續被破獲，部分黨員逃到鹿窟山區建立基地，情治機關、軍警系統在 1952 年 12 月動員上萬人封山，抓捕共產黨員與數百名村民。
朱宥勳指出，他幾年前應人權館邀請，走訪鹿窟並寫成旅行札記。他表示，鹿窟事件因為涉及日治時期重要作家、「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大概是文學圈最熟悉的案件，但呂赫若這個名字在戒嚴時期一直都是禁忌，直到 1990 年代才被重新發現，讓年輕作家大感震驚：這個人才華洋溢、長得又帥，而「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1914 年出生於今天的臺中潭子，是日治時期有名的小說家，在戲劇、音樂、文學也有深厚造詣。其作品多以日文寫成，在其 1950 年身亡數十年後，才由政治受難者林至潔（林雪嬌）翻譯為中文出版。朱宥勳指出，呂赫若在日治時期就有一點左傾，但比較像是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不見得會化為具體行動，可是經過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臺地下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並主編其刊物《光明報》。
「被外省人強暴、婚後染梅毒被遺棄」 呂赫若二二八前小說反映「祖國就像梅毒」
「日治時期的作家，只要寫到（接連）遭遇不同族群的可憐女性，通常都是對臺灣的隱喻。」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1947 年 2 月 5 日），呂赫若曾以中文發表短篇小說〈冬夜〉，朱宥勳感慨，雖然還沒發生二二八事件，但呂赫若寫作當下，已經感覺到氣氛不太對勁，「好像隨時會有槍射來射去」，體現了作家敏銳的觀察力。
作家朱宥勳（攝影／朱乃瑩）
女主角彩鳳的丈夫在二戰期間被日本徵兵到南洋，再也沒有回來，為謀生計在酒家工作，遇到與「接收」工作有關、光鮮亮麗的外省人，被其性侵後結婚。朱宥勳解釋，當時刻板印象就是「外省人比較會談戀愛，本省人比較大男人主義」，戰後初期小說常有女主角被外省人吸引，呂赫若藉由彩鳳這種「即便關係開頭是殘暴、不正當的，但他說會愛我、會照顧我」的描寫，表達當時臺灣人對「祖國」的期待感。
婚後的幸福沒有維持多久，彩鳳後來被丈夫傳染性病並拋棄，丈夫不但索回結婚時的大筆聘金，還稱「我怎麼知道不是你先前那些男人留下來的病？」染上性病的彩鳳無法回到酒家，只能從事私娼，處境變得比婚前還慘。朱宥勳分析，這種情節是同一時期小說的「公式」，代表在當時作家心中，「祖國變得像梅毒一樣」；丈夫的惡毒言語，則象徵國民政府喜歡指責臺灣留有「日本遺毒」。
1949 年《光明報》遭破獲，引發「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呂赫若展開逃亡，根據與他同事躲詞在鹿窟的同志口述史，呂赫若在鹿窟山上被毒蛇咬傷，因為得不到有效醫療，於 1950 年 9 月過世，只活了36歲。呂赫若家人不敢保留其手稿、書籍，將其全數埋在荔枝園中，並澆水加速腐化，只有一本日記（1942-1944）因記載孩子的出生日期，而被保留下來，2004 年由臺灣文學館出版，2020 年由家屬捐贈給臺文館。
呂赫若日記（來源：臺灣日記知識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朱宥勳分析，上一代的作家基於威權遺緒與文學偏好，較少以威權歷史為題材，但 40 歲以下的創作者反而出現「隔代遺傳」的傾象，大量開採這些故事。作家賴志穎於 2005 年發表的故事〈紅蜻蜓〉融合了呂赫若的形象，與白色恐怖期間，國防醫學院學生霍振江被槍決後，輾轉成為學弟妹「大體老師」的故事。
〈紅蜻蜓〉故事中，「表弟」操著解剖刀，一節一節切割「表哥」的遺體，每一刀都會回憶一段故事，帶出一個青年知識份子的養成與戰後遭遇，也隱晦表達同性之愛。朱宥勳說，主角不僅是在切割遺體，也是解剖歷史。
朱宥勳最後分享自己以鹿窟為題材的未發表作品〈臺灣人民解放陣線備忘錄〉，在虛構的 2047 年描述一群親共熱血青年的故事，對應 1951 年發生的鹿窟事件，「他們有點像中國『自乾五』，沒拿什麼好處就傻傻幫人賣命，有種奇妙的壯烈。」
這個組織為逃避臺灣政府追剿，逃進山村尋求「老祖母」的庇護。組織後來將村民關在「光明寺」中刑求拷打，逼迫村民互相指控，而德高望重、從頭到尾沒被攀咬過的「老祖母」，緩緩說出「很久以前，我就見過你們了」，暗示他就是鹿窟事件的倖存者、村長之女陳政子。
文學一定要有真實？朱宥勳：如果歷史教育正常、紀錄完整，改編就沒人覺得有問題
朱宥勳指出，用「改頭換面」的虛構故事轉寫白色恐怖的歷史，他也曾被問過，「現在 2022 年，我們還躲什麼？」感慨戒嚴時期必須學習「迂迴而有文學感」地寫作，如今不需要再迂迴，創作者的課題變成「如何直白而有文學感」。他也提到先前爆紅但也有不少批評的電影《返校》，「就是直白但沒找到電影感，別的國家已經掌握了，但我們才剛在學。」
鹿窟事件紀念碑（攝影／洪國鈞）
主持人張維修指出，在文學寫作如何處理「真實」的問題，是長久以來文學與歷史爭論的重點。朱宥勳感慨，戒嚴時期的歷史教育並不正常，許多前輩作家會焦慮、擔心歷史消失，才會有前輩作家李喬為了保存資訊，刻意將小說寫成無比詳細的流水帳，搭配許多年表，「自願讓他的小說成為（歷史的）載體。」
朱宥勳認為，臺灣正處在一個過渡期，一方面好像有很多資料、檔案支持歷史研究，創作者認為歷史已經「穩固」，可以用改編填進自己的創意，但也有人認為歷史並不穩固，貿然改編會讓一般大眾誤解歷史。他認為這需要時間沈澱與持續扎根歷史教育，如果歷史記錄足夠完整，大家對改編的接受度就會提高，「（日本的）織田信長在影視作品有 500 種樣子，沒人覺得有問題，因為歷史就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