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影《返校》上映，社會大眾重新關注白色恐怖時期。但臺灣社會對白色恐怖的理解中，「加害者」長期缺席。如今，隨著檔案的開放，學者得以逐漸揭開加害者之一：特務體系的面貌。國史館助修吳俊瑩指出，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中，情治人員不僅聯絡、利用流氓進行活動，也暗中利用參與其中的士紳。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林正慧則指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滲透、處置的特務，其中不少人在國民黨政府遷臺後，仍在情治單位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原先多線偵防的情治系統，也在1957年整併為四大情治系統。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學者們正致力於釐清不同時代中，情治體系複雜的圖像，也對檔案開放的問題，提出觀察與思考。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 9 月 20 日舉辦轉型正義系列論壇之一「司法、特務和歷史真相」，現場民眾參與踴躍，聽眾達百餘人。（攝影／海東青）
為了增進社會大眾對當前轉型正義課題的理解，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真促會）近期舉辦四場「轉型正義系列論壇」，邀請學者專家與社會大眾分享研究成果，並一同思考轉型正義的現況與未來。 9 月 20 日由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主持的第一場論壇「司法、特務和歷史真相」中，邀請台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劉恆妏、國史館助修吳俊瑩、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林正慧分享其研究成果，吸引百餘位民眾參與。
「擴大禍變」：二二八事件特務體系的運作
情治人員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偵防、滲透、操弄，是近來二二八事件研究的重點領域。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國民黨政府暗中介入、擴大事端，這不僅是許多民間人士的推測，當時的國民黨人也有所觀察。國史館助修吳俊瑩指出，丘逢甲之子丘念台便曾在報告中指陳軍隊、警察、憲兵、特務「濫用威武，擴大禍變」，事件結束後仍盤據在省政府、警備總部之中，在報告中希望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能將這些特務收回中國。如今隨著檔案的出土與研究的開展，二二八事件中特務的角色，值得台灣社會進一步的思考。
臺史所助研究員林正慧表示，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軍統）、中統局、憲兵司令部三者是最主要的情治系統，其中又以保密局最大，後來又以警總的單位作為掩護。憲兵特高組負責不少密裁任務，也是重要的情治單位。
林正慧指出，情治人員在二二八事件中為政府進行情報收集、佈線列冊、反間推波、逮捕處決等任務。從檔案中可以看到，情治人員在傳遞情報時，他們也誇大危情，影響了蔣介石的決策。而他們在對民間進行反間工作，滲入各地處委會，為事件推波助瀾的同時；也不忘趁機打擊異己、包庇同志。如保密局台灣站在回報各地情況時，同時也會攻擊派系不同的黨部與三青團。
林正慧認為，二二八事件中主要負責行動追緝、逮捕處決的機構是保密局與憲兵第四團。憲兵第四團由張慕陶領導，其下有特高組從事特務活動，不少人員都不在正式編制之中。後來在政界有輝煌發展，擔任省議員的謝漢儒，當時即是特高組線民，以新聞從業者身份作為掩飾活動。
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林正慧以二二八事件時期為重心，講解國民黨在臺特務的體系演變與作用。（影像／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
吳俊瑩指出，二二八期間，蔣介石能獲取臺灣情況的情報來源，包括中統局、保密局、憲兵司令部、外交部、中央社、警總第二處、行政長官陳儀等等。其工作經費則多由南京經臺灣銀行匯來，經張慕陶轉發。這些單位的情報，最終由幕僚機構軍務局過濾上呈。從軍務局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期間，保密局、中統局、憲兵司令部所上呈的情報，僅有 42% 的情報繼續上呈或選辦。
檔案顯示，軍務局在挑選上呈蔣介石的報告時，也對各單位的情報工作進行評定。吳俊瑩舉例：軍務局便曾指出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報告速度較慢，但內容甚詳。軍務局也提及，無論是中統局或保密局，對台南以南的情況，都沒有報告。吳俊瑩指出，這是因為當時兩局在台南以南都沒有線民布建，因此無法回報台南以南地區的情況。不過，中統局、保密局兩者仍是二二八事件中最重要的情報單位，同時也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滲透民間，擴大事端。
「吾輩已決玉碎！」：出面維持治安的「好漢子」其實是反間特務？
保密局滲透民間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忠義服務隊。在二二八事件中，負責維持台北治安的忠義服務隊始終是正反雙方爭論的焦點。而如今隨著檔案的出土，學者們發現這個引起許多爭議的忠義服務隊，就是特務滲透民間，操弄民情、擴大事端的顯例之一。
1947 年 3 月 4 日的《臺灣新生報》報導：台北市處委會於前一天（ 3 月 3 日）成立忠義服務隊，民眾代表許德輝出面維持秩序，為總隊長。報導指許氏於處委會中表示：我已經聯絡本市所有好漢子（即流氓）負責治安，也獲得陳儀長官同意。許德輝在會上慷慨激昂，表示「如軍、警不法開槍時，吾輩已決玉碎作為犧牲……在發生問題時，全省十餘萬之好漢子，斷然玉碎，以責問長官之食言。」
報導說，聽眾聞訊，反應熱烈，稱願作許德輝後盾，「喊聲滿堂，鼓掌不絕」。處委會治安委員會的黃朝生則說：全體台北市民的生命就寄託在許先生，許先生萬歲！
不過，這位慷慨激昂，被寄託「全體台北市民生命」的許德輝，實際上卻是保密局吸收利用的線民。吳俊瑩指出，二二八事件之後，黃朝生死了，許德輝卻沒有死。學者們在檔案中找到一份「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詳細記載許德輝組織忠義服務隊的始末，確認作者即是許德輝。
國史館助修吳俊瑩以「忠義服務隊」為核心，講解二二八事件中軍警特務的滲透操弄。（影像／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
吳俊瑩一面展示史料，一面解說：在「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中，許德輝不僅附上當時各種處委會出入證件，更附上一張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的名片。「工作報告」中，許德輝自敘在成立忠義服務隊前，曾經特務毛簡、林頂立等人指導，並由林頂立等人事先知會陳儀，並取得陳儀同意。
許德輝自陳：被選為治安組組長後，「我因趁機更得深入反間工作之良好機會」。在組織忠義服務隊時，許德輝一面吸收已收繳部份派出所槍械的學生隊伍，一面又將忠義服務隊中流氓搶劫、打人等侵擾民眾作為推諉於學生。許所吸收的學生，不少在3月8日晚間在台北圓山犧牲。
吳俊瑩指出，雖然中統局在臺布建較少，但其所屬的臺灣調查統計室也曾經呈送歹徒名冊給警備總部。根據檔案所述，警備總處第二處20日就開始總行動抓人。這份「名冊」迄今下落不明，仍是許多學者與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致力尋找的目標。吳俊瑩指出，名冊的編纂不會是一時的，歹徒名冊顯示中統局長期在臺觀察、收集資訊，從事各種「調查統計」活動。
此外，中統局的報告也提到二二八事件中，客籍地域較為平穩。中統局成員與客籍領袖相識，曾藉此管道勸諭客籍民眾勿與暴民同流。吳俊瑩認為，中統局是否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利用臺灣閩、客族群分界進行分化，是可以再繼續思考、研究的問題。
吳俊瑩表示，中統局也與流氓接觸、吸收，加以利用。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中統局曾試圖聯絡臺中的流氓首領蔡志昌進行活動。但台中二七部隊發現了特務活動，將其繳械，令中統局無法在台中利用流氓，進行活動。
吳俊瑩最後說：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中，情治人員不僅聯絡、利用流氓進行活動，也暗中利用參與各地處理委員會的有力人士。曾在二二八事件時召集學生的延平學院校董，礦業鉅子劉明；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的主要起草人，律師陳逸松兩人就是顯例。兩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參與頗深，但在事件後都全身而退。保密局檔案顯示，劉明、陳逸松兩人早在事件發生後不久，便與特務合作。陳儀事後更曾推薦劉明擔任省府委員。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 1950 年代特務體系的改組
林正慧指出，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滲透、處置的特務，其中不少人在國民黨政府遷臺後，仍在情治單位中扮演重要角色。二二八事件後派任警總刑事室主任的保密局特務劉戈青即為其一。又如特務莊西也在國民黨政府遷臺前就在警總調查室工作，後來調任他處，但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中，仍經常可以看到他對政治犯進行刑求、偵訊。
1949年高雄會議之後，國民黨政府決定成立「行動政治委員會」，試圖以此委員會統籌情治機關在臺灣的運作。1950年成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主導情治工作。林正慧指出，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在臺灣仍採取多線偵防的情治政策，綿密布網，其中保安司令部（警總）除自身有諜報組織外，也統籌警察、憲兵之特務工作。但在戰後對中共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的情治工作中，最有成效的單位，仍屬接收時就入臺廣泛布建的保密局。
林正慧表示，多線偵防的狀況應是國民黨當局因島內情勢不安定而有意為之。原先複雜交疊的情治網絡，在 1950 年代開始由保安司令部統整收縮，並重新展開敵後情報工作。 1953 年，情治單位認為臺灣已經進入「內部安靖」的階段。 1955 年，保密局奉命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任務由島內偵防改為敵後工作。到了 1957 年時，情治組織已經整合為四大保防系統，包括負責軍中保防的國防部總政治部；負責機關保防，在各機關設立安全室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前身為中統局）；負責民間保防的警察機關，以及負責特殊地區與特定對象保防的保安司令部。
發表人與聽眾交流想法（左起：陳翠蓮、劉恆妏、吳俊瑩、林正慧）。（影像／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
白色恐怖研究迎來檔案開放新時代，臺灣社會做好準備了嗎？
從特務機關留下的檔案可以知道，情治機構特務、線民在收集情報的同時，往往都另有一般職務，可能是作為掩護身份。在特務機關的資料中，不少人都是以化名出現。如今經由學者比對，已經能夠確認部份化名的真實身份。如高登進即被確認是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的化名，但仍有大量化名，需要學者投入研究、比對釐清。
林正慧指出，目前學界對情治體系的理解，除了二二八事件時期的研究較為詳細之外，1950年代以後的研究仍相當有限，情治體系如何審訊、偵辦案件，都有待釐清，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
論壇最後開放聽眾提問。就來台布建的情治人員的省籍是否有因台灣社會的狀況有所選擇的問題，主持人陳翠蓮表示，戰後最初來臺的情治人員、警察多為福建人，與陳儀曾擔任福建省主席，其班底多為閩籍有關，也有部份是在廈門的台灣浪人。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為廣東客家人，省黨部幹部因而有相當高比例為客家人。東北籍人士則特別運用在日語通行地區，如原住民區域。高一生案中安插的情治人員，就有不少來自東北。劉恆妏則指出，特務中的性別分佈也與省籍相關，女性多為外省籍，這或也與本省社會的女性地位有關。
主持人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與聽眾交流。（影像／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
三位發表人也就自身研究經驗，分享對情治報告檔案品質與可信度的觀察。林正慧認為，情治報告品質或因情治單位的警惕程度高低有所變化，但二二八事件期間，保密局臺灣站的報告品質、詳細程度都相當高。吳俊瑩則表示，確有警方產生之情報記載不詳、不實的狀況，但保密局的資料品質則同。
劉恆妏則強調多方比對的重要性。她表示，情治檔案中人物或為真實，但事件與行動未必是真實的。在當時，情治單位對偵防對象，也是以安插多人回報，經由不同來源情報的交錯比對，來核實情報的真實性。在今天研究情治檔案時，更需要多加比對。若輕易相信情治檔案所記載的內容，則無異繼續讓特務治國的現象延續。陳翠蓮則肯定劉恆妏的觀點，並進一步表示，這將是未來檔案開放後相當重要的課題。
劉恆妏也表示，過去威權體系下的不當作為，其產生的背景與行為者所處的情境為何，仍有需要進一步思考，未必要急著評價與否定。
就檔案開放的部份，陳翠蓮與劉恆妏指出，目前已達六次的政治檔案徵集的困難在於部份單位並不願意讓檔案局全盤了解該單位所藏檔案，僅願意就徵集目標有限提供。情治、特務機關，甚至警察單位，因考量其中有同仁或同仁親戚資料，顧忌較多，是最不希望檔案局了解其所藏檔案整體內容的單位。軍方則因檔案已經轉移至退輔會，而在檔案徵集的過程中較為順利。在促轉會成立與《政治檔案條例》通過後，因有法律授權，能較有力地徵集政治檔案，但目前尚未知有多少檔案能夠降解密。
吳俊瑩則指出，《政治檔案條例》規定，超過70年之檔案將完全公開，未來將會有更多不經隱私遮蔽處理的檔案向大眾公開。這些檔案中可能記載各種非研究所需的個人資訊，如何看待這些資料、如何負責任地使用這些資料，是臺灣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陳翠蓮最後總結道，目前檔案的開放仍相當有限，三位研究者在有限的資料中試圖勾勒威權時代黨化司法、特務統治的架構，實屬不易。隨著促轉會的成立、《政治檔案條例》的立法與檔案的進一步開放，臺灣社會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無法再像過去一樣遮掩事實。檔案開放後，我們將會更有機會接近真相，不僅會看到加害者，也可能看到在體制中努力抵抗的人。面對檔案開放的新時代，我們想要利用檔案追求什麼樣的目標？這將會是對臺灣社會的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