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提出者璐蒂泰鐸訪台：臺灣獨裁時期很久，不追究過去責任會有問題

「轉型正義」隨著去年促轉會成立及張天欽事件成為臺灣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1991年提出這個概念並在2000年出版專書的美國紐約法學院教授璐蒂泰鐸近日訪問臺灣。在昨（27）日的作者座談會中，有聽眾表示，轉型正義的目的應該是要深化民主，臺灣過去已經賠償二二八受難者和家屬，現在又用轉型正義來追究國民黨和清算黨產不合時宜，侵害法治國家的原則；璐蒂泰鐸回應，對於「要深化民主、就不去追究責任」的說法，她是有所質疑的，特別是臺灣過去有那麼長時間的獨裁統治，不去追究過去加害者的責任是會有問題的。

昨天的活動由中研院法律所主辦，台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真促會）和2000年翻譯出版璐蒂泰鐸著作"Transitional Justice"（當時翻譯為《變遷中的正義》）一書的商周出版社合辦，由真促會會兩位理事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主持及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與談，並由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宋承恩擔任翻譯。

璐蒂泰鐸表示，自己的家族有阿根廷的背景，當初受邀替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為「阿根廷民主政權是否要對過去軍政府的頭子進行審判？」這個問題寫十頁的備忘錄，但是發現資料實在太多，足以寫成一本書。後來又陸續發生東西德統一、蘇聯倒台和東歐共產國家民主化等事件，她就在1991年提出「轉型正義」這個詞彙，希望討論由軍事獨裁統治過度到民主政體的社會要如何面對過去的問題。

她指出，阿根廷因為和英國進行福克蘭戰爭失利，軍政府的威信和力量遭到削弱，不只使得民主變得可能，對軍政府的審判也變得可能。過去阿根廷有上萬人被消失、被虐待和刑求，但這些案件的特色就是「沒有證人，沒有答案，家屬質問政府只有得到否認、否認和否認」。因此民主化之後最先進行的工作就是設立真相委員會回答「人們為什麼消失？」。璐蒂表示，進行轉型正義工做時，做出一個報告讓人民了解真相很重要，阿根廷的例子就是由一個有名的作家擔任真相報告的撰寫者。

璐蒂泰鐸也說明，阿根廷民主化之後，軍政府力量弱，所以可以進行審判，但一樣是在南美洲的智利，民主化後軍政府力量就還很強，轉型正義的工作面向就以和解為主，後來這樣的方式被南非學去，因為他們有屠圖主教，形象比較鮮明，就變成所謂的「南非模式」，特色就是「交出真相給你豁免」。轉型正義也漸漸變成有兩種模式，一個是透過司法追究責任，一個是用豁免追求社會和解。

她表示，各個國家對於要如何面對加害者會有不同的決定，都會從各自的政治背景去畫這條線，對民主轉型的觀念、國家機構的強弱都會去影響這條線。但無論如何，各國真相委員會的報告都要告訴一個大家一個重要的事實「過去的事情是一個人禍」。報告要講一個故事，一個對於法治的故事，去訴說知識和真相是有用的。轉型正義標榜的真相和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在獨裁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的政治變遷中，確實可行的正義，所以才叫做「轉型正義」。

璐蒂泰鐸也提到，她發現台灣促轉會的工作時程非常短，但轉型正義需要時間，就像是人們過去開玩笑說「歷史研究就像好酒，需要時間」一樣，轉型正義也需要時間。她指出，我們現在比二十年前她寫作此書時對人權的期待更高，現在聯合國有轉型正義的委員會、我們也有禁止酷刑公約等等各種的國際人權公約，過去各國常是由國內的團體和當權者要求落實轉型正義，現在國際組織會要求各國必須進行轉型正義，「轉型正義已經全球化」。

她也強調，轉型正義要有一定的政治空間，路程也一定是顛頗的，以阿根廷為例，當時民主政府起訴軍政府加害者相當轟動，但是因為軍政府的反彈一度停止，但之後又再度進行起訴。

與談的黃長玲表示，當年璐蒂泰鐸的書出版時，她就拜讀了，這是這個領域首度有那麼完整的比較研究，討論轉型期怎麼尋求正義的問題。他表示臺灣的問題在政治學上是所謂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後面臨的問題，東亞以我們跟南韓為主，都是經歷過威權走向民主的國家。她也指出，阿根廷的例子是大量的失蹤、大量的拘捕，但這樣的狀況在臺灣五零年代以後就非常少見，臺灣的問題是政府系統性的侵害人權。

她也說明，臺灣為什麼這個時間對轉型正義非常感興趣？她個人的解讀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2016年民進黨首次取得國會多數，這是臺灣民主化20多年以來第一次有反對黨取得完整政治權力，2000年時政黨輪替民進黨並沒有取得完全權力，促轉會及促轉條例也在是過去推動民主化的力量取得國會多數後才可能出現。

黃長玲指出，另一個原因就像今天很多年輕人在這一樣，「你們對於轉型正義的興趣關鍵是太陽花，你們經歷了什麼叫做國家暴力，很多人被警察打」，因為社群媒體的關係，一個人被打他，他所有的臉友都會知道。真促會在2007年成立，但是到2014年之前「我們辦的活動，是看不到我這個世代和年輕世代的面孔」，來的都是受難者前輩，不然就是受難者家屬，但沒想到2014年之後就不一樣了，歷史有時會以我們難以想像的路徑開展。

她也提到，西班牙有一個經驗臺灣值得參考，西班牙民主化後朝野有個默契是都不要談，但在三十年之後他們通過一個重要法律，規定所有公共空間必須移除佛朗哥紀念物。在臺灣，我們在市中心還在用國家的資源紀念獨裁者。有些東西當時（剛民主化後）無法處理，但只要這個社會有心邁向民主的話，機會還是都存在。

黃長玲也強調，威權體制之下有人得到利益，有人得到傷害，臺灣有一個現象是其他國家不會發生的，就是我們有國家認同的問題，西班牙人對佛朗哥認同有不同，但是他們對於自己是西班牙人不會有疑問，也不會有其它國家告訴他們「你們不是西班牙人」（語畢哄堂大笑）。

她說明，臺灣轉型正義的狀況是，有關補償幾乎沒有成為引起爭議的議題，從國際的標準來看我們只有這個做得比較好，補償的金額跟國際來比也不差，人權教育也持續在進行，「但我們完全沒有司法追訴」。阿根廷是從揭露真相再到司法追訴，臺灣卻沒有一個人因為過去在威權體制扮演的角色受到審判，不要說審判，連起訴都沒有。

黃長玲也分享，她年輕的時候是偵探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的書迷，她的書中有一句話，她認為值得臺灣社會在面對轉型正義時參考：「你如果沒有找到真正的兇手，所有的人都在受苦」，如果我們對於過去沒有了解，我們就無法知道不同程度的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每個在威權體制下受到利益者的狀況其實都不一樣。

她表示，有很多善良正直的人對於處理轉型正義有一種憤怒，覺得這是在否定他們的生命經驗。但如果對於真相有比較多的了解，他們或許就不會那麼憤怒。這些善良正直的人就不會覺得轉型正義是衝著他們來的，那些不應該受到譴責的人或許就不會那麼憤怒。

黃長玲指出，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重新去評價歷史真相的重要性。她舉例，近年有年輕的學者做了研究，發現過去威權時期判死刑剝奪受難者生命的法官都是集中在少數幾位，這樣的真相帶來的結果就是，如果有人說威權時期的法官都一樣爛，這樣的說法在真相的揭露下，就不會成立。

璐蒂泰鐸最後也指出，轉型正義是困難的問題，如何處理過去加害體系的警察、軍人及國安人員？東歐有「除垢法」，拉丁文的意思是「把光照進來」，但我們不要把他們視為一個群體，對於首長、總統這些組織首長要做公開的譴責和起訴，但處理公務員體制時要做細緻的處理，要依照現在的自由民主秩序來處理。過去曾被獨裁政府迫害的捷克總理哈維爾講過一句話「不要把每個人都當敵人，要找到朋友」，是值得各國推動轉型正義工作時深思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