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下屬女兒、逼鹿窟村民認養自己私生子」歷史學者陳翠蓮揭共產黨70年前在臺惡行

【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70 年前發生在今天新北市石碇區的鹿窟事件，一群中國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成員，為躲避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追剿，躲到鹿窟山區，釀成白色恐怖早期最大規模的政治案件。臺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引述新出土的政治檔案，探討國共（國民黨、共產黨）鬥爭下的人性扭曲。陳翠蓮說，當時部分鹿窟村民確實接受社會主義理想，但鹿窟基地的共產黨員為求生存，用血腥手段控制其他村民不能洩露他們的行蹤，領導人陳本江則利用權勢，與相差 20 歲的村長之女發展關係，甚至在生下孩子後，要求下級幹部林三合聲稱是林自己的私生子，並「帶回去請你爸媽養」。陳翠蓮也強調，陳本江並非個案，如「山地工作委員會」領導人簡吉，也在逃亡過程中，藉機侵犯收留他的下級幹部之女，造成其一生痛苦。

國家人權博物館在剛結束的臺北國際書展策劃「讓光折射：閱讀地景的暗角」系列活動，並於 4 日邀請臺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作家朱宥勳對談「文學與歷史中的鹿窟事件」。鹿窟事件是 1950 年代最大規模政治案件，當時在臺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已陸續被破獲，部分黨員逃到鹿窟山區建立基地，情治機關、軍警系統在 1952 年 12 月動員上萬人封山，抓捕共產黨員與數百名村民。根據監察院 2017 年調查，保密局共逮捕、訊問 896 人，最後 93 人被判有罪，其中 28 人為死刑，之後因不當審判造成的國家補償與冤獄賠償，耗費公帑超過 3.9 億元1，其中更有刑求等侵害人權行為，為此提案糾正國防部。

陳翠蓮說明，過去對鹿窟事件有兩種對立的主流觀點，一種來自當時帶隊的國防部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在回憶錄中提及「破案」經過，強調鹿窟事件就是不折不扣的「匪諜案」；而解嚴後，已故學者張炎憲大量訪問經歷事件的農民、礦工，指出村民基於同情，收容了逃到山上的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刑求逼供下，多數村民都被捲入、羅織罪名形成大規模政治冤案。

國家人權博物館在 2015 年出版三冊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獄外之囚》，以及國史館在 2020 年 12 月時，將情治機關解密檔案匯集成五冊《鹿窟事件史料彙編》，都讓學界得以更深入探究鹿窟事件的樣貌。

陳翠蓮分析，從 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社會對統治者無比痛恨，因而寄望於另一種政治上的可能。根據鹿窟村長陳啟旺的女兒陳政子口述，包括父親陳啟旺與兄長陳其田在內，部分村民確實接受社會主義理想，換言之，鹿窟事件並非全然的「冤錯假案」，過去兩種觀點都並非全然事實。

「血腥控制村民、利用權勢發展關係」　陳翠蓮：共產理想下是扭曲的人性

陳翠蓮說，早期研究會對共產黨帶有美化色彩，相信這些地下黨員，都具有高潔人格與理想，但實際上，他們也會面臨環境與人性的考驗，尤其在嚴酷的環境下，必須使盡手段生存，這些都可以在檔案看到。

在大抓捕與自首潮中，陳本江、陳通和兄弟逃亡到鹿窟山區，又因為山區生活貧瘠，基於經濟與物質需求，陸續向玉桂嶺、瑞芳、海山等地發展，但只有瑞芳的「曉」基地相對成功，開墾出一甲田地來種植糧食。

共產黨組織有嚴明的階級關係，領導體系分為上級（陳本江化名劉上級、陳通和化名楊上級）、幹部與指導員、聯絡員等三級，再來才是無幹部身份的群眾。

「共產黨員並不都是理想性格，也有人性陰暗，有些革命志士只把女性當成消費品！」上級除了享有特權，也會利用權勢發展扭曲的關係，年近 40 的陳本江，便向 20 歲的村長之女陳銀伸手，甚至在陳銀生下孩子後，要求下級幹部林三合謊稱是自己在外的私生子，並「帶回去請你爸媽養。」

陳銀在陳本江被捕後才得知其本名（陳大川），自認受騙，也體認到這段關係的扭曲之處。陳本江之後並未告知陳銀就另組家庭，陳銀則帶著子女獨自回到家鄉。陳本江並非個案，如「山地工作委員會」領導人簡吉，也在逃亡過程中，藉機侵犯收留他的下級幹部之女，造成其一生痛苦。

除了利用權勢發展關係，陳翠蓮也揭露共產黨員如何以血腥、殘酷方式控制村民，以免洩露消息。

「他們會用宣誓的方式把所有村民綁在一起：你已經加入組織，如果洩露出去，我們就算抓不到你，也會讓你的家人付出代價。」陳翠蓮指出，有一部分村民認同共產主義理想，而共黨成員進一步透過「血親連坐」的威脅，讓其他缺乏信念的村民也深受控制。暴力並非空口威脅，而是真實存在。後來「自新」的年輕幹部張棟柱說，1952 年 5 月，組織認為村中有「疑叛」，便由幾名幹部聯手將人打死、吊起來，8 月又發生一次。

以民主自治號召　臺灣青年「被抓後才知自己是共產黨」

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書記蔡孝乾等人，在 1946 年 4 月開始陸續從中國進入臺灣發展組織，但由於蔡孝乾與日治時期的「臺灣共產黨」領導人謝雪紅關係不佳，早期發展並不順利。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省工委反應不及，也沒料到臺灣社會對中國國民黨的反抗會來得如此迅猛。

「共產黨知道臺灣社會追求的是民主自治，就給你們要的；利用臺灣社會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氣氛（發展組織），又不讓你感到自己倒向共產黨。」

二二八事件隔（1948）年的 5、6 月間，共產黨各系統在香港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檢討在臺灣發展組織的失敗，並總結出「城鄉並重」、「工農為主」的對策，且考量臺灣社會延續日治時代的反共經驗，對共產黨抱持反感，因此決定「不要講成是共產黨」，而是以臺灣人偏好的自由、民主、自治等理念為號召。日後，許多參加這些集團或讀書會的臺灣青年是在被捕後，才知道自己加入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背後是共產黨。

共產黨組織在臺迅速壯大，至 1949 年時已有 1,300 個正式黨員，但在 1949 年時，因為「基隆工作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光明報》外洩，情治機關循線抓捕相關成員，以嚴酷刑求搭配「自新」的誘惑，使共產黨員一一鬆口，由此破獲大量「匪案」，到 1950 年 1 月時，蔡孝乾、洪幼樵、張志忠、陳澤民等四名核心領導幹部也都已被捕2。

陳翠蓮強調，這四名幹部都選擇「自新」，以交代組織人員來換取個人保全，並在中國國民黨報《中央日報》上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宣告組織解散，並呼籲中共黨員向政府自首、「主動交出一切領導關係」。

「互挖牆腳是國共鬥爭的潛規則，連谷正文都曾是共產黨員！」陳翠蓮指出，「自首自新」的策略，是 1930 年代在中國大陸國共對抗中形成的潛規則，「被抓到，投降就好了！」如果供出己方潛伏人員，不但可保全性命，還可獲得高位。透過這種方式，中國國民黨將許多共黨成員轉化為特務、幹部，中國共產黨亦然。但臺灣的政治文化並非如此，應對方式也截然不同。

底層臺灣人「不願出賣朋友」犧牲、共黨幹部「不做戰爭傻瓜」投降

「國民黨對敵人很寬大，對自己人很嚴苛。」陳翠蓮指出，越是高層的共產黨幹部，手上的情報對統治當局越重要，獲得自首、自新的機會越大，結果常常是外圍成員，或底層掩護他們的臺灣人民受害。

在大逮捕之後，包括陳本江、陳通和在內，許多共黨幹部後來成功「自新」，共有 25 名共產黨幹部轉化為保密局「運用人員」，協助清剿「潛匪」（潛伏匪諜），而國民黨籍的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卻因「知匪不報」被判死刑。

陳通和、陳本江兄弟在逃亡一段時間後，先後被捕，前書記蔡孝乾先說動弟弟陳通和，以「保證哥哥安全」為條件，向保密局交代組織關係。至於哥哥陳本江，則是蔡孝乾來勸他「不要做戰爭的傻瓜」，何必殉（共產）黨？他也自承是「貪生怕死之徒」，服刑三年後便獲得自新，還感謝國民黨政權對他「恩同再造」。

對比之下，許多臺灣人基於「不可出賣兄弟」的人情義理，不願牽連他人。鹿窟木工施業在自白書供述，他雖然知道師父、師兄是共產黨員，但良心上不能檢舉他們，這與「不做戰爭傻瓜」的共產黨領導人形成強烈對比。另一位在「燕巢支部案」被捕後自首的黃溫恭，也基於道義沒有供出同志，結果被認定「自首不誠」而遭處死。

對談主持人、白色恐怖不義遺址等地景的研究者張維修補充說，礦工領袖蕭塗基在嚴刑下沒招出任何人，把所有責任都往身上扛，最後被判死刑。而他的後代成長在黨國教育底下，一直認為父親是壞人，深感罪惡，直到近年真相逐漸揭露，才知道父親多麽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