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迎魂歸來:白色恐怖霜降七十週年」團隊主辦的《頭七十,欲來轉》展覽日前落幕,記憶臺大水源校區的政治受難歷史。由於該校區曾短暫為國防醫學院校址,附近的水源地也作為支應的行刑場所,衍生龐大的無主屍,便成為解剖課大體老師的來源。甚至連國防醫學院自家學生霍振江,因組讀書會被判處死刑,經兩年後竟輾轉成為學弟妹解剖台上的「大體老師」。學弟妹在解剖台上驚見學長、駭人聽聞的事,在師生強硬表達「拒收本校學生為大體老師」下,才終將霍振江安葬。
臺大水源校區,曾短暫是國防醫學院校址。1949 年 5 月 24 日《懲治叛亂條例》通過,成為威權政府逮捕及槍決政治犯的法源依據,1950 年開始了一連串威權政府的大逮捕和大槍決。
槍決人數激增,使得原本的「馬場町刑場」、「安坑刑場」不敷使用,威權政府便將政治犯移至目前臺大水源校區的「水源刑場」。由於水源地刑場執行時間稍晚於馬場町,正好也是上課時間,使得不少學生在回憶錄中都提及在學校聽到槍聲或目睹槍決畫面。
一份臺大學生的田野調查指出,當時槍決槍口指向的位置,恰好與當時國防醫學院宿舍的位置相對,因此學生可以清楚看到政治受難者的臉。而為了處理龐大的遺體,並解決醫學院學生學習解剖問題,國防醫學院成為國防部直接指派處理政治受難者遺體的機關,先在福馬林池中浸泡存放,三個月後無人認領再轉為大體老師。因此,學生在宿舍目睹受難者被槍決,隨後就可能在大體解剖課上再見面。
目前針對水源地何時被用作為刑場還不得而知。根據 2015 年出版《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指出,1951 年農夫林萬喜等人向臺灣省參議會陳情,表示他承租水源路附近土地常有軍法槍決,使他們不敢去耕作,希望另擇他地執行。不過,陳情沒被採納,水源地刑場往後仍繼續上演著慘絕人寰的槍決。
兩年不見的學長 竟成學弟妹解剖台上的大體老師
前身為「北洋軍醫學堂」的國防醫學院,受戰爭之苦多次搬遷,於 1949 年搬到了臺大水源校區現址。而當時校內瀰漫共產黨攻臺只是早晚問題,因此有師生為了在戰火下保護校園師生及財產安全,私下組了自治會,也在課餘時間組讀書會。但在後來威權政府的大抓捕下,校內自治會、讀書會都被一一查緝。
展場內還原了當時抓捕的情形。單薄的上下鋪,暗喻著某天深夜,學生們被國民黨特務搖醒、銬上手銬、押出寢室的情況。此時,另一組特務則是忙著將每個床鋪的床單攤開,把學生的書、用品都用床單打包帶走,以作為「反抗政府」的呈堂證供。剩下的同學雖然閉眼裝睡,其實都非常清醒,心想這些走出去的同學,未來可能不會再見。
但諷刺的是,國防醫學院的同學們卻以另一種方式相見了。藥科 35 期學生霍振江,當時僅 24 歲的他因為組了讀書會被捕,被判死刑槍決後,遺體送回國防醫學院福馬林池浸泡。時隔兩年回到水源校區,霍振江一度要成為學弟妹們的大體老師。
在解剖學教師巫祁華出面下,表示拒收本校學生為大體老師。甚至也有女學生不堪承受這種壓力而自殺。最後在師生奔走,終將霍振江遺體火化安葬。
外公送菜去探監 才知人已經被槍決
福馬林池邊,儼然成為政治受難者大體去處的分水嶺。有的有幸能在家屬奔走下被領回入土為安,有些則是「被成為」大體老師。展場內展出許多這樣的故事,根據政治受難者藍明谷之女藍芸若的訪談記錄表示,情治單位懸賞 50 萬想緝拿爸爸未果,於是將祖父母、媽媽以及當時還是嬰兒的她抓走,好讓爸爸投案。
藍芸若指出,外公在媽祖生日隔天,準備要送菜餚給獄中的爸爸,但到軍法處卻說沒這個人。在外公多次詢問下才知道爸爸被槍斃了,而態度惡劣的軍法處甚至不願說出屍首在哪。
藍芸若的口述歷史指出,家人後來才知道爸爸槍決後,遺體被送至國防醫學院福馬林池,準備做為學生解剖之用。是由剛新婚的三叔立即北上處理,從醫學院的福馬林池把爸爸撈起來,看到爸爸背後兩個彈孔、脖子上一處刀傷。藍芸若感嘆,若沒有及時領出爸爸,恐怕就成為六張犁的無主孤墳。
福馬林池內屍體變形難認 靠一顆銀牙才認出阿兄
政治受難者林錦文之妹口述指出,她的丈夫跟她爸爸到認屍的地方,發現好多屍體都泡在藥水裡面好幾天,整個人變形,而且皮膚發白,很難認出來。最後是由阿兄嘴裡面一顆鑲銀的假牙才認出。她回憶,哥哥的槍決對家族衝擊很大,尤其錢的問題令人苦惱:「哥哥的遺體火化卻硬是要錢,再怎麼困難也要生出錢來繳給政府。」
政治受難者張璧坤之妹張緞回憶當初幫哥哥收屍過程,當時九月還相當炎熱,一陣屍臭味撲鼻而來。她看見層層疊疊的屍體堆在水泥池中,一個個浮腫、無從辨別身份。管理員拖過一個又一個屍體、上下翻來翻去,來認屍的三人才好不容易認出大哥,看著屍體上的三個槍孔大哭大號。
被成為大體老師的前一站:極樂殯儀館
從眾多家屬如何辛苦為家人收屍故事,可見槍決後仍有一段顛簸的路等著受難者們。根據《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早年被槍決的受難者,都是委由現址為長安抽水站、部分林森公園的「極樂殯儀館」處理大體,再讓家屬領回或直接葬在六張犁墓區。
但是要領回大體沒這麼簡單,家屬須付出可觀的贖金。有的家屬籌不到錢、不敢領,甚至根本不知道家人被槍決,尤其當時有些外省受難者孤身在臺灣。政治受難者的大體便無人領回。
成為無主屍的政治受難者,有的直接送六張犁公墓掩埋,有的送國防醫學院解剖教學再送極樂公墓掩埋或火化。由於數十年來無人祭祀,六張犁墓區也成為亂葬崗。
直到 1993 年「周江海案」政治受難者曾梅蘭為尋找哥哥徐慶蘭屍骨,透過一名處理喪葬事宜的「土公」阿賓協助,才揭開六張犁的歷史黑幕,後來也才正式成為「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
然而,諷刺的是,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不義遺址資料庫〉顯示,極樂殯儀館不僅處理政治受難者屍首,同時也處理當時達官顯貴的後事,像是當時黨國大老監察院長于右任、司法院長王寵惠,以及與特務體系有關的陳果夫、洪蘭友。從當時報導印證,極樂殯儀館喪葬收費不菲:「沒有個三萬兩萬,是沒有辦法打進極樂殯儀館的。東加西加,七零八湊,少說也得花個萬而八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