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學生會於六月提案成立「轉型正義小組」,卻在校務會議上以 24:109 懸殊票數否決,整個學生會也背負「政治操作」、「撕裂校園」罵名,更有校友直接將此案超譯為要拆除著名的「傅鐘」,進一步升級衝突。《沃草》專訪剛卸任的前臺大學生會長凃峻清,他指出有教授表示轉型正義只能讓政府的促轉會做,但臺大政治系教授陳淳文,一下主張基於大學自治,促轉會不能管臺大,但一下又認為校園成立轉型正義小組搶促轉會業務違法。凃峻清無奈表示,白色恐怖不會因臺大校方避談就不存在,尤其校園轉型正義是學生成長歷程中形塑人認知、怎麼看待公共議題的重要過程。
採訪當天,正是臺大陳文成廣場動土的早晨,相對已經走了十年才到達的陳文成廣場,臺大體制內的轉型正義走得更慢、才正要起步。將交棒給下屆學生會的凃峻清語重心長表示:「這幾年來臺大轉型正義議題有很大挫敗。」
凃峻清舉例,像是陳文成廣場在五年前的校務會議通過,後來卻被代理校長郭大維提案另組小組,差點要被翻案。新校長管中閔也拒絕支出當時承諾部分款項,連幫忙募款都不願意,表示陳文成廣場是「Political Sensitive(政治敏感)」。相比前幾年都有校長、副校長層級出席相關紀念晚會,管中閔在兩年內沒有出現過半次,也未指派一級主管參與。他認為,可看出臺大管理階層對於轉型正義的不認同。
臺大校內的白色恐怖事件也不只一樁。像是 1949 年白恐先聲的「四六事件」,大規模逮捕學生。還衍伸出「如果有學生流血我跟你拼命」的臺大校長傅斯年神話,但經史料證實傅斯年其實相當服膺黨國體制,並主動與特務機關配合。傅除了說不能讓學生流血,還說處理四六事件「要快、要徹底」。1972 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在情治機關介入下,一共有 13 位臺大哲學系教授失去工作等等,校園白恐族繁不及備載。
凃峻清觀察,臺大過去面對轉型正義的處理非常個案式,一直都缺乏整體規劃。而個案處理的後果就是,臺大不怎麼承認和面對整個加害機制。尤其,特定的檔案公開校方一直都沒做,裡面有很多臺大和政府機關當年協力的政治案件。
「這些受難者不是莫名、平白無故受害,很多校園政治案件其實都有學校的管理階層、行政單位協助,不管是教官、校長、軍訓室、學務處、教務處。老師或學生間,都有專門寫小報告、打小報告的人。」凃峻清說,現在政治檔案都慢慢出土了,可以看見這些抓耙子當年都在寫什麼,連私人八卦都不放過。民進黨立委范雲也在臉書證實,透過當時檔案發現同一時間居然有超過 7、8 個線民同時盯著她,且待遇優渥,堪比她當家教的月薪。
凃峻清進一步指出,臺大的校史需要重構,重構過去那套只看見成功的人,卻不見邁向偉大過程中的受害者。像是因為白恐而在退休前就被解聘的老師、畢業前就被逮捕的學生,這些無法退休、拿不到畢業證書的人都需要被看見。
凃峻清說:「校園白恐一直都存在,不會因為臺大長期的避談,就好像沒有這件事,或不能談。」
這也是為何臺大學生會提案「轉型正義小組」的原因。讓轉型正義不只是學生團體在做,而是提升到校方層級。凃峻清希望用最開放、最大可能性來處理轉型正義,而不是像過去需要一直提新案給校方,變成永遠都做不完。
促轉會要檔案臺大就高舉「大學自治」 學生提案小組就喊「轉型正義留給促轉會做」
這次的提案,對凃峻清而言也算是上了寶貴的一課,看得出臺大對轉型正義的共識還有很長一段路。蠻多人看待轉型正義的心態,就僅是撕裂校園、政治力介入校園。
「有人說轉型正義留給專家做,我們不要來搞這些。」凃峻清轉述校務會議上有些教授的評論頻搖頭。他表示這完全顯現出戒嚴時期的心態,凡事交給政府、有個權威來幫你做決定就好,社會都不需要對這件事情參與、討論、凝聚共識。
凃峻清指出,像是臺大政治系教授陳淳文,面對促轉會要檔案時就用「大學自治」阻擋,而當學生提案「轉型正義小組」,卻又說這是促轉會職責,恐有違法之虞。用各種奇怪的修辭,只為了說一件事:臺大不要轉型正義。
凃峻清細數,也有許多教授對提案學生貼上「政治力介入校園」的標籤。他納悶表示,討論過去的政治力介入校園,就被認為是政治力介入,這非常弔詭。難道都不能討論過去學校和政府合作、統治者和校方管理階層的合謀?
凃峻清認為,轉型正義小組的提案其實很簡單。尤其小組沒有那麼大的權限,只是個規劃和發起的角色,但其餘還是要依照校內既有法定程序進行。
凃峻清舉例,像臺大經歷過殷海光事件、哲學系事件,甚至到 80 年代還有很多學生仍被監控,很多真相需要被釐清。到底校園監控機制如何運作?有哪些受害學生?有沒有可能針對這些人發生的悲劇進行標示?尤其臺大歷任校長在白恐時期程度不一的和政府合作,有沒有相關討論?但這些可能性,都隨著轉型正義小組被否決而胎死腹中。
《沃草》也專訪到校內轉型正義議題十分關心的前臺大研究生協會會長王昱鈞。對於校方如此激烈的反撲,他倒是不覺得意外,還笑說:「這本來就是校方該做的,維護自己僅剩的遮羞布。難道共犯會自己掛上手銬、腳鐐要求審判嗎?」
話雖說得悲觀,但王昱鈞認為,學生持續多年的行動,仍有動搖到臺大的結構。慢慢有些老師覺得能跟學生合作看看、抱怨制度問題。只不過要從量變到質變的程度需要時間,而學生僅有的四年時間,真的太短,只能不斷將自己變成更好的人,並將這份精神傳承下去。
王昱鈞分享,他在擔任會長期間,有個專辦研協會事務的課外活動組的專員,本來都站在校方立場,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學生別一直來鬧事。但後來研協會舉辦「言論自由日」活動時,這位專員卻在現場被鄭南榕的故事感動到哭出來,後來也變得超挺研協會,甚至每年主動出席陳文成事件紀念晚會。王昱鈞認為,透過這種柔性方式,慢慢去影響一、兩個人,最後整個新世代的想法就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