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賴昀編譯報導】由丹麥政府資助的智庫——丹麥國際研究所(Dansk Institut For Internationale Studier)資深研究員 Luke Patey 日前投書美國學術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 China Is an Economic Bully—and Weaker Than It Looks 為題,開宗明義指出中國是利用經濟優勢霸凌其他國家的惡霸,但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其實遠沒有他們自己誇耀的強大,各國無需誇大中國經濟脅迫的影響。過往中國限制挪威、加拿大、澳洲等國的商品進口,但遭針對的品項僅佔被針對國家出口總額很小的比例,且中國為了自身發展,也會避開針對特定重要商品。Patey 表示,各國其實無需忍受中國的脅迫,他更鼓勵各民主國家團結合作,並分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便能夠反制中國的紅色脅迫。
Luke Patey:被中國針對的國家無需誇大中國經濟脅迫的影響
Luke Patey 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及其盟國常以貿易、金融、外交制裁為手段,迫使蘇丹、伊拉克等敵對國家「改變行為」、解除武裝、停止支持恐怖主義或是停止侵害人權。如今,中國想要模仿這種手段來讓其他國家聽話。
Patey 細數,2017 年時北京當局就禁止中國遊客到濟州島旅遊來「懲罰」部署薩德導彈的南韓;2019 年,中國對加拿大實施農產品貿易限制以抗議「華為公主」孟晚舟遭到逮捕;2020 年,澳洲公開呼籲國際對武漢肺炎爆發展開調查,隨後北京就針對澳洲關稅和出口採取一系列限制措施。藉此種種,北京利用經濟手段「懲罰」跨越中國政治紅線的國家。
中國的手段可能動輒造成數十億美元損失,某些人可能會為了賺錢,選擇順從北京,在臺灣、香港和南海議題保持沈默,但 Patey 認為,仍有許多方法,可以不讓中國予取予求。
首先,被中國針對的國家無需誇大中國經濟脅迫的影響。Patey 指出,國際報導往往誇大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而不談被中國限制的商品價值在該國的貿易總額度佔多少比例。事實上,迄今北京對各國造成的經濟壓力相當有限。
Patey 以挪威為例,表示 2010 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將該年的和平獎授予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北京因此對挪威施行長達 6 年的外交凍結,並斷絕進口挪威鮭魚。此舉導致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挪威對中出口銳減 13 億美元,衝擊到挪威漁業,但是這筆金額只佔挪威年度出口總額的 0.3%。而事實上,挪威經濟並沒有因此遭遇困境,反而在 2015 年對中貿易額度創下新高。
在加拿大方面,北京為報復孟晚舟案,拘捕了兩名加拿大公民,並對加拿大油菜籽、大豆、豌豆、豬肉等出口商品實施貿易限制,造成加拿大對中出口額在 2019 年減少 35 億加幣,但相較同年度加拿大出口總額 4470 億加幣,損失僅佔很小一部分。
至於去年底遭到針對的澳洲,迄今為止,中國的貿易限制對澳洲造成的損失也很小。北京對部分澳洲牛肉生產商、大麥、葡萄酒、煤炭等出口產品實施禁令和高關稅,但以煤炭為例,北京貿易限制只影響了澳洲對中出口額的 2%、澳洲總出口額的 4%。
Patey 指出,就如過去二十年,美國對蘇丹的制裁,特別豁免了阿拉伯樹膠(可口可樂及其他飲料的重要原料)出口一樣,中國也不希望自己施行的經濟脅迫反過來傷害自己本身的貿易活動和基礎建設。
當中國國企「中國化工集團」在中國與挪威關係陷入冰點時,以 20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挪威一家高級矽廠時,北京當局沒有置喙;在 2019 年非洲豬瘟衝擊中國時,北京也毫不猶豫的取消對加拿大的豬肉進口限制;對澳洲,北京也刻意避開限制鐵礦和天然氣進口,因中國國內經濟無法缺少這兩項資源。
Patey 進一步表示,就如伊拉克仍能夠迴避國際經濟制裁、外銷石油一樣,被中國施加限制的進口商品也能夠設法繞道進入中國市場,例如挪威鮭魚就繞道越南,另外中國進口商也藉由繞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方式,購入加拿大芥花油(原料就是油菜籽)。
Patey 補充,迄今中國的「貿易武器」對個別公司或行業造成的打擊遠大於對整個外國經濟體的影響。北京當局本身可能也有所克制,為了維護長期外交關係,僅以施行有限的貿易限制來表達不滿。而要引起媒體關注渲染,也只需要小規模的貿易禁令即可,且已經能夠對民主國家造成心理影響,從而促使大型跨國公司、商會等遊說外國政府改變外交政策。
Patey 建議各國以多元化投資戰略減低中國經濟影響力
但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可能逐漸改變原先這種做法,若未來中國在某些關鍵產業能夠達成自給自足,北京對外國撕破臉、全面施壓的可能性就會增加。Patey 認為,對此各國政府必須分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以制止中國拿經濟要脅各國的行為。他補充,多元化、分散依賴並不意味著與中國斷鏈,而是指出哪些產業容易遭到中國施壓,並鼓勵已開發國家與其他新興市場之間的貿易與投資,以減低過於依賴單一國家所造成的脆弱性。
中國是帶動全球經濟成長最大的引擎,但絕非唯一。Patey 指出,多元化投資戰略可以為未來像印度、印尼、越南等新興市場的未來成長打下基礎。由於中國快速抑制國內的武漢肺炎疫情,其在全球經濟的重要性獲得大幅提升,但 Patey 認為,中國在十年內就會達到其極限,而其他亞洲國家將會取而代之,成為全球成長最快速的市場。以中國打擊澳洲為例,即使中國針對澳洲加徵高額關稅,澳洲大麥仍因沙烏地阿拉伯、日本、東南亞的需求增長,出口量可望同比增長 64%。
另外,為了保護脆弱的產業和公司不受到中國經濟脅迫,Patey 建議各個先進民主國家合作,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支持彼此對抗中國的個案,以及推動國際組織進行改革,以阻擋北京濫用「貿易武器」。由於這將是一個耗時的過程,各國可以推進建立聯合基金的短期措施,以此來彌補被針對的產業和公司受到中國施壓的不利影響。
Patey 提醒,各國必須避免從彼此的不幸獲利,才能合作對抗中國。比方說,在 2019 年北京限制加拿大油菜籽進口時,澳洲的對中出口量隨之大增;反之,當北京在 2020 年封鎖澳洲大麥時,加拿大農民漁翁得利。
Patey 指出,美國過去的經濟封鎖政策,雖然或許能夠收到成效,但是鮮少受到正面評價,數十年來更是在國際上造成對美國的深深不滿。
北京或許曾希望藉由懲罰挪威來殺雞儆猴,警告其他民主國家不要跨越中國的政治紅線,然而像韓國、加拿大、澳洲等後來得罪中國的國家似乎都沒注意到此事。
中國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被其針對的國家是會反擊的。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提名人 Jake Sullivan 公開聲援澳洲抵抗中國;歐盟在北京威脅瑞典和捷克之後,正在設法反制中國的脅迫;加拿大也在設法解決中國的「人質外交」。
Patey 強調,結束中國的經濟脅迫行為是有可能的,雖然過程可能帶來暫時的金錢損失,但是保持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獨立性也很有價值,如果先進民主國家能夠找到足夠團結其經濟力量的政治意志,北京很快就會發現其脅迫手段正在遭到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