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新聞獎執行長邱家宜批台灣媒體：解嚴後記者有了自由，卻不夠專業

在台灣，不同立場的媒體往往做出迥然不同的報導，甚至讓人懷疑他們報導的「是同一個國家嗎？」台灣的媒體生態環境，怎會變得如此奇特？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在上週（17日）的新書發表會上，發表針對四名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的觀察，邱家宜認為，曾主導《中央社》15 年、任教政大新聞所 30 年的曾虛白，其提倡的「三民主義新聞政策」，主張「記者心中有個老闆」，這個「老闆」可以是國家領袖、政黨首腦、媒體老闆，或是廣告業主，與傳播學者普遍相信的「新聞要監督權力者」的理論截然不同，再對照如今台灣許多媒體被收視率牽著跑、專業成就低落、不時利用新聞內容置入性行銷的情形，「三民主義新聞學」顯然值得被檢閱一番。邱家宜指出，台灣媒體在解嚴之後的情況是「虛不受補」，記者仍然急著找老闆，有了自由，卻還沒有能力，不夠專業，這是我們要反省的。

台灣媒體為什麼長這樣子？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在其新書《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發表會上，表示她的研究初衷，是希望探討「台灣媒體為什麼長這樣子」，她以對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四位報人的觀察切入，期望透過追溯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主權動盪顛簸、文化盤根交錯，知識份子認同掙扎的故事，來了解台灣的文化媒體，何以形塑成如今的面貌。

邱家宜將著名台灣文學家吳濁流稱之為「偽裝成文學家的記者」，指出曾在《台灣新報》，以及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報社《大陸新報》任職的吳濁流，一直自認是記者，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轉入地下投身文學，但他仍希望書寫紀錄二二八事件，影響力仍存在於社會無聲的底層裡。邱家宜引述吳濁流曾說過的「阿山（外省人）能說日本話，留學過日本的算是人才，我台籍人士能說日文的卻被貶為日本遺毒產下的奴才」，認為他代表了一整個失落的台灣人世代。但是，雖然吳濁流以台灣社會的未來為主體思考，在著作裡談到台灣人的認同錯亂，但是他並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反而是著名的政治人物、《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被邱家宜認為是「第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人」。

雷震原本非常受到蔣中正重用，邱家宜形容當年的社會氛圍，表示自己小時候還以為「蔣總統」是一個專有名詞，蔣中正去世之後副總統嚴家淦代行職務，聽到「嚴總統」時還會覺得怪怪的。在蔣中正當權時，雷震一度身為蔣中正近臣，但是雷震並沒有認為中國國民黨高於國家，當國民黨的執政違反了他心目中的理想，雷震就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邱家宜表示，雷震對自由民主架構的堅持，超越了地域省籍，雖然他是國民黨人，但他的民主人格使他從與國民黨的深刻連結中脫離。當年，雷震反對蔣中正第三次連任總統，直指此舉違反憲政，惹怒了蔣中正，因此被關了整整十年，出獄之後更堅定台獨思想，在 1972 年寫了《救亡圖存獻議》，主張將中華民國轉化成「中華臺灣民主國」，認為外省人要繼續生存，就必須融入台灣社會。雷震與從事黨外運動的郭雨新等本土政治力量合作，雖然功敗垂成，但也成為了鬆動國府的第一槍。

邱家宜觀察的另一名報人，是身為半山1的李萬居，李萬居生長在台灣，「心懷祖國」，去了中國替國民政府做諜報工作，在國民政府要接收台灣前夕，他知道國民政府不了解台灣，也懷疑國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收台灣，因此做了很多建言，希望避免悲劇發生，但未獲國民政府採納，後來台灣果真發生悲劇。

李萬居在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來台後，期望「言論救國」，出任《台灣新生報》社長，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民眾集結報社前，要求進行報導，於是《台灣新生報》小篇幅報導了二二八事件，結果就此被國民政府認為李萬居「有問題」，將他架空變成董事長，所以李萬居離開《台灣新生報》，自行創辦《公論報》、開始參政，卻接連發生家被縱火、報社被侵吞等事件，到了晚年貧病交加悲憤而死，死前仍和兒子說，「沒辦法見到反攻大陸是此生遺憾」。邱家宜指出，在李萬居心目中，國民政府並不等於中國，他所認同的中國，不是由政權所代表的。

認同問題可不可以被其他價值超越？

邱家宜說，李萬居與雷震聯手，雖然他們對於國家的認同不一樣，但是他們心中，對民主自由價值的優先地位是相同的，他們認為國民政府不能「家天下」，認為民主自由高於黨的價值，國民政府不能用政權的優先地位來取代台灣、或是中華民國、或是台灣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機會。邱家宜表示，台灣現在因為認同問題，「統媒」、「獨媒」表現得好像不同國家的媒體，反觀李萬居和雷震可以因為更高的共同價值而攜手合作，究竟「認同問題可不可以被其他價值超越呢？」這一點值得現在的台灣人思考。

然而，李萬居和雷震仍然敗下陣來，由曾任《中央社》社長、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的曾虛白為代表的力量佔據了台灣媒體的主導位置。邱家宜在書中提到，曾虛白主導《中央社》近 15 年，又在政大教書長達 30 年，對台灣新聞實務工作的影響力延續至今。

邱家宜表示，曾虛白是國民政府的文宣舵手，提倡「領袖是諸葛亮，人民是阿斗，記者就是要讓阿斗明白諸葛亮的苦心」、「領袖先知先覺，記者後知後覺，人民不知不覺 」等論調，其中的邏輯概念是「領袖永遠是高瞻遠矚不會有錯」，和傳播學者普遍相信的「新聞要監督權力者」的理論截然不同。曾虛白寫了一本《中國新聞史》，認為「記者心中有個老闆」，這個老闆可以是國家領袖、政黨首腦、媒體老闆，或是廣告業主，以及代表廣告業主的收視率和點擊率。

檢閱「三民主義新聞學」

邱家宜說，曾虛白的「三民主義新聞學」提倡記者有個老闆，對照現今台灣媒體被收視率牽著跑、不時利用新聞內容置入性行銷等等專業成就低落的情形，顯然相當值得檢閱一番。此觀點，在台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的著作《台灣傳播研究史》當中也有所著墨。

邱家宜嘆，以美國來說，美國的新聞記者有「職業自我意識」，記者是專業者，彼此形成一個群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置換到台灣，「台灣要搞新聞記者協會也不太搞得起來」，因為台灣記者在過去幾十年以來，「沒有練習做第四權」。傳播理論裡，媒體所扮演的第四權是要能夠批評揭露黑暗面的，可是台灣媒體在解嚴之後的情況是「虛不受補」，記者仍然急著找老闆，有了自由，卻還沒有能力，不夠專業，這是我們要反省的。

邱家宜提醒，記者的專業傳統不是一夕之間就可以養成， 1988 年台灣解除報禁，但是「記者還是同一批人」，就像台灣光復之後，台灣人還是不會說北京話，「我們不會一夕之間變成另一批人」，要讓台灣記者更專業，還需要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