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清除威權象徵是轉型正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務，但臺灣至今仍四處佇立著蔣介石銅像，讓許多關心轉型正義議題的學者專家感到不滿。對此，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楊翠在週六(16)一場研討會表示，有人問「為何不能發一紙公文就叫各機關把銅像都拿掉」，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促轉會的法律權能不夠。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生宓（音「福」）芳儀則批評，其實目前並沒有任何法律可以禁止移除蔣介石銅像，而關鍵就在於總統蔡英文並沒有推動的決心。
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生宓芳儀指出，其實目前並沒有任何法律可以禁止移除蔣介石銅像，而關鍵就在於總統蔡英文並沒有推動的決心。（攝影／何宇軒）
台灣教授協會、政治受難者團體聯合工作小組上週六共同舉辦「轉型正義工程：檢視、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約有 210 多位參與者出席，其中包括約 120 位受難者長輩。
會中，對於清除威權象徵議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楊翠在專題演說中表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只有提到促轉會必須要做，但沒規定其他機關要配合，以及不配合會有甚麼罰則。促轉會只能透過機關協商方式處理。有人會問，為何不能發一紙公文就叫各機關把銅像都拿掉，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法律的權能不夠。
楊翠表示，促轉會會邀請地方政府開會，讓各單位內部的學校、機關討論如何處理銅像、找出面對的方式。這不是由上而下，而是多元自主與對話的過程，當然原則是要處置這些銅像，但處置方式大家可以來討論。
但宓芳儀認為，要清除威權象徵，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行政首長推動的決心，而不在於法令的有無。宓芳儀表示，關於蔣介石本人對於遍設自己銅像的看法，蔣曾在日記中寫下，因「抗戰期間、物力維艱」，希望不要再建他的銅像、「如違嚴懲」等字句，看似對於豎立銅像一事感到反感，然而他卻只是在日記上「說歸說」，黨國體制依然四處建蔣介石銅像，也沒有被蔣以任何實際作為禁止。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楊翠表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只有提到促轉會必須要做，但沒規定其他機關要配合，以及不配合會有甚麼罰則。（攝影／何宇軒）
而關於豎立銅像的法源，宓芳儀表示，在蔣介石過世後，行政院訂定《永久紀念總統蔣公辦法》以及《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這些建銅像的依據，只有行政命令，而沒有法律，與法治觀念背道而馳。至於拆除方面，30 年前的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也已經有「法無明文禁止」的見解。而關於總統蔡英文在 2018 年時針對三軍儀隊撤離中正紀念堂一事曾表示，「這不是總統說了算」，宓芳儀也批評，就法制層面來說，不管是三軍儀隊或移除蔣介石銅像，的確是總統能「說了算」的管轄範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鄭睦群也認為，遍設銅像只有行政命令，而沒有法源，也是跟蔣沒有授意有關。雖然蔣在日記中說不要設銅像，但實際結果是底下的人成功揣摩上意。雖然聯合晚報在1988年蔣經國過世後，曾在社論中提到，以後的總統「不宜再偶像化、權威化、大家長化」，由於聯晚當時剛創刊，這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揣摩上意。
宓芳儀總結，對於移除銅像，雖然沒有法律依據，但其實也沒有法律禁止。從過去促轉會與拒絕移除銅像的國防部、退輔會、教育部討論的情形看來，要推動蔣介石銅像減量工程，取決於共同上級機關行政院是否有決心推動，而行政院長決心的有無，又取決於總統是否有將此事列為迫切推動的事項。由於促轉會是限時型機關，未來將會解散。她建議，政府應該要以更果決明快的態度面對蔣介石銅像減量。
另一方面，台大法律系教授許恆達，也針對「不法財產與沒收之財產返還」主題做報告。許恆達強調，這份研究是他自己的意見，與促轉會日前的《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草案》無關。
台大法律系教授許恆達報告提到，若賠償會影響到國庫財政分配，就會有一定程度的打折，例如德國法針對動產上的補、賠償增訂上限，權利人求償時也不得全額請求，必須比例縮減等等，在現場引起不同意見的討論。（攝影／何宇軒）
但在許恆達的報告中，因提到「比例折算」的議題，也就是若賠償會影響到國庫財政分配，就會有一定程度的打折，例如德國法針對動產上的補、賠償增訂上限，權利人求償時也不得全額請求，必須比例縮減等等，在現場引起不同意見的討論。
現場有年長與會者激動表示，應該叫中國國民黨拿黨產出來賠，因為不義黨產是國家的。也有年輕與會者表示，有人認為補償這一輩人，會對下一代造成經濟負擔，可是事實上，受難者後代遭遇這些事情，過去也受到很多困苦，所以與世代正義並不衝突。
許恆達回應，法制在建構時須平衡考量各方利益，包括受害者利益、第三人交易安全、還要考量國庫乘載能力。他在研究過程也有請受害者代表座談，但基於整體考量，彼此會有不一樣的觀點，而這是政策上的選擇，沒有對錯。
律師林詩梅表示，其實促轉條例本來就有規定，不當黨產收到的錢，就是要拿來做促進轉型正義使用。（資料照，攝影／廖昱涵）
而關於「世代正義」問題，許恆達強調，他的重點是預算排擠作用。因為每年政府總預算有限，若在這方面增列預算，必然會排擠其他政府預算與投注公眾資源的可能性。所以一般轉型正義的財產返還，無法在單一年度全部達成，必須每年度逐筆慢慢達成，慢慢稀釋對政府財政上的影響。
律師林詩梅也表示，關於有人提到要用黨產來賠，其實促轉條例本來就有規定，不當黨產收到的錢，就是要拿來做促轉使用，但現在的法制必須照程序走，所以黨產會的處分，會受到被處分人挑戰（例如行政訴訟），沒有辦法迅速取得財產並挹注。所以實務上，預算還是要由國家先支出，未來不當黨產確定收回時，再補回國庫。如果目前黨產會已有處分的700多億不當黨產都能拿到的話，現在應該就不用擔心預算問題。
此外，在稍早的專題演講，楊翠也說，促轉會除了清除威權象徵、回復司法不法等已經有在進行的工作，也將繼續研究在促轉會退場之後，轉型正義的工程將如何進行；包括如果轉移給現有的行政機關，要怎麼監督、由誰來監督？監督機制又是甚麼？這都需要討論。
楊翠強調，協商溝通都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外界對轉型正義的指責，是轉型正義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如果轉型正義這麼容易，各國也不會做這麼久。像德國做轉型正義這麼久了，也自稱才做了 1/3。（攝影／何宇軒）
楊翠強調，協商溝通都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像她過去遇到很多困難，「包括也被人翻過桌」但這都不算真正的困難。外界對轉型正義的指責，是轉型正義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如果轉型正義這麼容易，各國也不會做這麼久。像德國做轉型正義這麼久了，也自稱才做了 1/3。
楊翠認為，民間社會必須一起來討論：「轉型正義在國家施政目標當中，它的位置應該要在哪裡」。她最後引用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主席 Anna Kaminsky 的話說，「這是一場馬拉松，而非短跑衝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