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編輯海東青
當民主轉型期也成為歷史時,轉型正義還有可能嗎?
解嚴迄今 30 年,臺灣的轉型正義仍步履蹣跚。不少人認為臺灣的轉型正義已經錯過黃金階段,感嘆臺灣的轉型正義不如東歐或南非來得即時,也不夠深入。遲到的轉型正義,是否註定要失敗?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日前(10 月 27 日)邀請旅居西班牙多年的臺南公民智庫執行長黃建龍分享他對西班牙轉型正義的觀察與研究。西班牙的經驗告訴我們:就算錯過了民主轉型期,轉型正義的推動仍有可能。
遲到的轉型正義
黃建龍教授早期參與學運與政治運動,後來前往西班牙留學,碰上西班牙最後一個轉型正義的法案——《歷史記憶法》通過,開啟了黃教授對西班牙轉型正義的興趣。黃教授對西班牙境內的獨立運動也十分關心,甚至曾經起心動念轉學至巴斯克大學就近觀察。黃教授著手進一步了解西班牙的獨立運動與佛朗哥時期的威權統治的同時,任職檔案館的妻子也恰好受命整理一批尚未解密的臺灣與西班牙之間的外交檔案,其中大部份都是蔣介石與佛朗哥的往來資料,這讓黃教授對此議題更感興趣,遂對分處地球兩端的兩位獨裁者——佛朗哥與蔣介石,進行一些比較。
黃教授指出,佛朗哥雖然與蔣介石同樣施行白色恐怖,迫害菁英,但佛朗哥並無親生子,也沒有由血緣親屬繼承政權,而是指定了原王室繼承人的子嗣繼承登基為胡安.卡洛斯一世。胡安.卡洛斯一世得到權力之後,捨棄了佛朗哥時期的獨裁政治,轉向立憲民主。而在臺灣,則是由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繼位」,直到蔣經國晚年,全面的民主轉型才露出曙光。
不過,單就個人言,佛朗哥的統治時間比蔣介石長,兩人的統治都在 1975 年結束。與從鈔票、硬幣、路名、校名到銅像無所不在的蔣介石不同,佛朗哥不喜歡鑄造自己的形象,以他頭像為鑄面的硬幣發行量也不大。
西班牙在 19 世紀逐漸失去自己的海外殖民地,1931 年第二共和成立,最後一任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海外。共和國成立以後政局紛亂,政府不斷地組成、垮台、組成、垮台。黃教授指出,執政黨不斷輪替是剛進入民主轉型的國家常有的現象,但政局紛擾的狀況也影響到人民對經濟生活的觀感,大家就會開始懷念起過去的穩定,對現況感到不滿。
佛朗哥與慘痛的內戰
1936 年內戰爆發,共和國(共和軍與人民陣線)與後來由佛朗哥領導的國民軍交戰。發起內戰的國民軍由義大利法西斯與德國納粹在背後支持。這場內戰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而法西斯與納粹也將內戰當作新式武器的實驗場所,甚至可能包括毒氣。1936 年到 1939 年的內戰相當慘烈,這些,都成為後來轉型正義追究的問題。
1937 年納粹德國和義大利對西班牙北部的格爾尼卡(Guernica)進行地毯式轟炸,是內戰中著名的慘案。後來畢卡索以立體派的技法創作巨幅畫作,就題名為《格爾尼卡》,令世人皆知轟炸的慘痛。
黃教授指出,格爾尼卡是巴斯克地區的重要城鎮,這次的轟炸對巴斯克人留下了深刻的傷痕,也影響了巴斯克獨立運動。佛朗哥非常討厭不同語言的少數民族,在內戰結束後更禁止各地方言。從內戰到佛朗哥時期的壓迫,助長了巴斯克與其他少數族裔民族主義的興起。
除了格爾尼卡之外,貝爾契特(Belchite)也是受到戰爭摧殘的城鎮。這個城鎮受到陸空聯合作戰的摧殘,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內戰結束後,佛朗哥下令另建新城鎮,留下貝爾契特舊鎮,並樹立一個巨型十字架,作為其戰功的見證。佛朗哥垮台後,斷垣殘壁的貝爾契特舊鎮成為訴說著內戰慘痛的「鬼鎮」,十字架成為納粹支持者的集會場所。這段歷史後來也成為西班牙轉型正義追究的對象。在 2007 年轉型正義法案通過後,已經禁止在十字架週邊進行集會。
佛朗哥贏得內戰後,下令解散第二共和時期的所有政黨,取消民主議會制度,只留長槍黨一黨專政,自封為國家元首。1947 年頒布《國家元首關於國家元首職位繼承法》,法案的意旨非常簡單,就是「我,有權力主張誰繼承我」。內戰後與共和派同陣營的少數民族遭到清算,取消所有的自治區,對不利於國民軍的言論強力取締,特別是格爾尼卡大屠殺加以取締。佛朗哥延續了君主制,但卻讓王座空懸,自稱為上帝恩典下的西班牙領導者。由於西班牙王位需要教宗加冕,此舉意味著自己高於教宗,也意味著自己高於國王。佛朗哥後來指定原王位繼承人之子為國家權力的繼承人,也有著彰顯自己高於皇室的意味。
佛朗哥的遺產
佛朗哥死後葬於烈士谷,烈士谷的佛朗哥墓也因此成為西班牙轉型正義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烈士谷位於馬德里西北的山脈上,是在佛朗哥統治時期興建的宏偉建築,可以說是西班牙的忠烈祠或軍人公墓,安葬內戰各方死難軍人近四萬人。
2007 年《歷史記憶法》通過後,烈士谷中所有歌頌佛朗哥的圖騰、畫作被清除。在教堂大殿中,安葬的不只佛朗哥,也安葬著長槍黨的創黨人,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前獨裁者德里維拉之子)。
烈士谷位在可以俯瞰馬德里與埃斯科里亞爾聖洛倫索王家修道院的高山上,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是歷代西班牙國王歸骨之處。黃教授表示:西班牙當地民間傳說佛朗哥之所以安葬於烈士谷,是蔣介石的風水師欽定,因為烈士谷不只山勢環抱首都,也踩住歷代國王歸骨處,具有高度的風水意含。
黃教授說,佛朗哥獨裁時期,希望人民娛樂,不要關心政治,於是推廣足球與一鄉鎮一鬥牛場。他說,西班牙許多人並不喜歡鬥牛,鬥牛之所以成為西班牙的代表特色,與佛朗哥的推廣有很大的關係。不過,政府方面從 1980 年代開始就不再推廣鬥牛。
兩塊石頭,連結東西兩個獨裁者
黃教授接著提起他在西班牙旅居的托雷多(Toledo,多萊鐸)。托萊多位於西班牙中部,有一座 Alcázar (阿卡薩)城堡,Alcázar 意即阿拉伯人的城堡。內戰期間,佛朗哥的國民軍將領 José Moscardó Ituarte 曾經固守 Alcázar ,抵擋共和軍的圍攻,直到增援部隊到來。Alcázar 因而成為佛朗哥反共宣傳的重要象徵,甚至以此作為反共刊物的刊名。
歌頌崇揚之餘,佛朗哥也創造了反共神話:在 José 將軍死守城堡之時,殘暴的共和國軍隊俘虜了他的兒子,要 José 之子以電話向父親勸降,José 在電話的另一頭高喊「西班牙萬歲!」,José 之子也回以「西班牙萬歲!」,José 便掛上電話。
黃教授表示,故事本身並沒有交待 José 之子後來的遭遇,只突顯英勇的情節。但這個故事其實全部是佛朗哥創造的反共神話。這種與國民黨相似的反共神話,不只在國內宣傳,更輸出海外來到金門。
在八二三砲戰之後,西班牙參謀總長,曾為納粹成員的 Muñoz Grandes (慕義士)在 1960 年來臺訪問,並參訪金門,致贈一塊據稱是 Alcázar 城堡的石頭給臺方。金門軍方稱之「古堡磐石」,將其安放在太武山的岩壁上,並安置銘文:「西班牙多萊鐸亞加薩的勇士贈與中國金門的英雄」。這塊石頭本身並不大,倒是彭孟緝在旁邊山壁的題字相當巨大。這塊石頭與彭孟緝的題字迄今仍在大武山上,但地處軍事管制區中,平時無法進入。
受贈「古堡磐石」之後,蔣介石也不免俗地回贈了一塊「為反共而奮鬥」的石牌給西班牙,這塊石牌安置在 Alcázar 城堡,在 2007 年《歷史記憶法》通過後撤下。這兩塊分處歐亞兩端的的石頭,見證當年蔣介石與佛朗哥兩個獨裁者的「情誼」。除致贈城堡石外,西班牙官員也曾多次訪問臺灣,連佛朗哥之女卡門(Carmen Franco)亦曾來訪臺灣。
轉型正義工程的開展:《歷史記憶法》
2004 年,左派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執政,總理薩巴德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自 2006 年開始推動《歷史記憶法》,薩巴德洛的祖父為西班牙內戰的受難者,因而對此法案相當堅持,2007 年,法案終獲國會通過。
由於佛朗哥並非是外來的獨裁者,也不是仰賴外國勢力扶持,這使得佛朗哥死後,相關勢力仍在國內有一定影響力,甚至曾有軍閥進入國會開槍,抗議民主轉型。這使得西班牙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並沒有辦法一刀切,也沒有同時進行完整的轉型正義工程,甚至通過《大赦法》保護不少獨裁政權相關人士,直到 2006 年薩巴德洛提出相當名稱相當柔性《歷史記憶法》,才往前踏進一步。
《歷史記憶法》雖然名稱柔性,但內容卻是不折不扣的轉型正義工程。法案開頭就就明定總結審判佛朗哥政權,並將內戰與佛朗哥統治時間都劃入法案處理的時間內。法案規定,在西班牙內戰及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因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原因遭到迫害的人恢復名譽。內戰期間,佛朗哥軍事政權針對共和派支持者的審判均屬違法,佛朗哥期間的政治法庭及其判決也屬違法。這一條規定,直接將所有白色恐怖的案例與海外黑名單(西班牙稱之為白名單)一筆勾銷,解決司法平復問題。
《歷史記憶法》更規定清除佛朗哥政權在西班牙留下的各種痕跡,禁止獨裁政權符號標誌出現在公共場合,歌頌佛朗哥統治的紀念碑、雕塑必須拆除或改建,以佛朗哥命名的街道也必須改名。法案也禁止在佛朗哥安葬的烈士谷舉行集會遊行,將佛朗哥紀念碑改成受害者紀念碑。黃教授指出,托雷多曾有一條以 Alcázar 城堡反共神話主角 José Moscardó Ituarte 命名的街道,也因此改名。
此外,《歷史記憶法》還要求地方政府出資出力,尋找、發掘內戰受害者的「萬人塚」,發掘遺體並協助親屬辨認,公佈戰爭時期的檔案。法案要求政府賠償倖存者及受害者親屬、恢復流亡海外者的國籍,並將被佛朗哥剝奪公民身份者回復身份。
此外,《歷史記憶法》也要求歷史記憶檔案文獻中心,同時設置網站公開所有資訊供查詢。黃教授表示,發掘「萬人塚」(mass graves)的資料也都會上網公告,以協助受難者家屬、後代指認,了解目前的發掘進度。
再見!佛朗哥!佛朗哥的遷葬
安葬佛朗哥的烈士谷,始終是西班牙轉型正義最重要的焦點。共和軍的家屬、後裔,向來對先人與發動內戰的獨裁者共眠一處耿耿於懷,推動佛朗哥的遷葬。2007 年《歷史記憶法》通過後,西班牙政府致力於將佛朗哥遺體移出烈士谷,其後與佛朗哥遺族開始將近 10 年的漫長的訴訟,直到今(2019)年九月法院宣判政府方勝訴,勒令佛朗哥遺體必須在 10 月 25 日前遷出烈士谷,最終決定在 10 月 24 日遷葬。
黃教授表示,之所以在 10 月底前將佛朗哥遺體遷出的原因在於 11 月 10 日西班牙將舉行國會大選,得盡快處理這個爭議性的問題。在政府的限制下,耗費 6 萬歐元的遷葬屬完全的私人性質,只有家屬可以參與。家屬曾要求覆蓋國旗,甚至在遷葬當天偷偷攜帶佛朗哥時期的國旗進場,希望能用於覆棺。但最終仍被發現禁止,只允許覆蓋家徽旗幟,甚至連花束卡片上的用語,都限定只能使用私人形式。在平等部部長等官員的監督下,佛朗哥的孫姪輩進行移靈。
佛朗哥遺體一出烈士谷,就送上直昇機,避免任何集會遊行的可能性。不過,不少年長的佛朗哥支持者在烈士谷山下集會,對直昇機呼喊「佛朗哥萬歲」的口號。最後佛朗哥遷葬到明戈魯比歐公立墓園,與其妻子同眠該地。
黃教授指出,遷出佛朗哥遺體後,烈士谷的轉型正義問題仍未終結,尤其是長槍黨的創黨人何塞.安東尼奧的遺體遷出問題。不過,對於也曾討論過將蔣介石遺體自慈湖陵寢遷往五指山公墓或歸骨中國的臺灣而言,西班牙的遷葬佛朗哥的做法有頗多可借鑒之處。不只如此,轉型正義工程在臺灣也與在西班牙一樣遲到,面對的情境也有頗多相似之處,西班牙的轉型正義經驗,值得正在推動轉型正義的臺灣社會了解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