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
美國與中國過去曾經有相當緊密的伙伴關係，甚至在這段期間內，誕生了把兩國比擬為同一個國家的「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但自從美中貿易戰在2018年開打之後，這樣共同體關係就已消失，而原本在中國市場嚐到甜頭、替中國利益大力遊說美國政府的企業，到如今不但不再替中國遊說、甚至支持美國政府推出對中國強硬的法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指出，中國過去利誘美國企業遊說美國政府，卻在達到目的之後未兌現承諾、反而扶植中國企業、壓縮美國企業商業空間的作法，是造成如今沒有美國企業要替中國說話的原因。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攝影：何宇軒
左岸文化本（12）月9日舉辦孔誥烽的新書《帝國爭霸：從「中美國」到「 新冷戰」》新書分享會，邀請孔誥烽主講，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與談。
孔誥烽表示，「中美國」的概念指的是從1990年代到2010年代，當時中國與美國合作得很緊密，可以說美國與中國基本上已經合在一起了，緊密到美國彷彿是中美國的東部、中國是中美國的西部。這概念出現時，就是中美關係最密切的時候。
但是到後來，中美關係又出現了「新冷戰」的說法，這背後的觀點認為，美國與中國的分歧，是源自於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的分歧。但孔誥烽表示，他這本書的論點，並不認為中美的分歧在意識形態，畢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以及1990年代，雙方在政治、意識型態方面的分歧，已經很明顯了，但這也沒有成為當時中美關係的障礙。
孔誥烽舉例，美國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曾在自己的自傳公開揭露，他當年在六四鎮壓之後，秘密寫信給鄧小平，提到雖然美國有很多要制裁中國的聲音，但他向鄧小平保證，他會表面迎合那些要對中國強硬的人，但不會讓這件事影響到中美的長遠合作。
既然主導中美關係改變的因素不是意識形態，孔誥烽認為，他書中論點是認為，美國對中政策有兩個主導因素，一個是地緣政治上美國的國家利益、第二個就是商業利益。
從美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與國家利益來說，美國在1990年代，已經看到中國將會成為美國在冷戰之後，亞太區域影響力最大的威脅，當時美國軍方也出現很多要應對中國威脅的聲音。但即便是這樣，整個90年代從台海危機、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的事件、再到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即便美國軍方裡的對華鷹派力量很強大，但都沒有影響到整個中美關係越來越好的大局。
因此，孔誥烽認為，必須要從商業利益去解釋當時的中美關係。中國過去對美國也是與對臺灣一樣，採用「以商圍政」的手法，找了很多對美國政治有影響力的大企業去遊說。例如美國的電訊公司AT&T就是經典案例，中國當時承諾會開放電訊市場，並讓AT&T得到中國的整個市場，但條件就是要幫中國爭取最惠國待遇，並且與人權表現脫鉤。
當柯林頓政府在第一任的時候，他的政策就是要把人權與對中國的關稅掛鉤，用關稅來威脅中國改善人權，否則以後中國貨品進入美國，就要課高額關稅；在經過大規模的企業遊說之後，柯林頓在第二任就180度的轉變，取消了關稅與人權掛勾的政策；官方當時的說法是，只要美國與中國做貿易，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會興起、自然就會爭取人權。
但當人權與貿易脫鉤之後，中國就改變了政策，認為電信市場與國安有關，不能輕易讓外國企業進入，於是就培養中國本土的電信公司，最後AT&T在中國的市場則是幾乎消失，其他很多與中國有商業往來的企業，也有類似經驗；中國給予它們期待，換取企業幫它做事，等事情做完了，卻不兌現承諾。
但還是有很多其他公司，在人權與貿易脫鉤之後，進到中國市場賺了很多錢，這些公司就變成重要的遊說集團。在90年代到2000年時，美國的國會議員若要提出像是支持臺灣或有關國外監獄裡不當勞動問題的相關法案，這些企業就會加以遊說，讓法案不會通過。
然而像近年，美國國會幾乎是無異議通過如《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等法案，等於是回到柯林頓第一任時，將人權與經貿掛勾的情況。那為什麼這類法案現在就能在國會幾乎毫無異議地通過？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孔誥烽的解釋是，因為現在幫中國遊說的企業已經消失了，甚至有一些企業會去支持對中國強硬的法案。而會發生這種狀況的重要關鍵，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在2009年、2010年時用大規模的赤字來扶植它的國營企業，但之後就無以為繼，接著經濟就開始放緩到現在，成為明顯的經濟危機；其實經濟危機的跡象在2010年左右已經出現，中國幫助國營企業來增加它們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擠走外國企業的份額，「原本是一個越來越大的餅，變成一個停止成長、甚至收縮的餅」。
中國不斷地透過很多政策，讓中國的企業占了越來越多的便宜，讓外國企業，特別是美國企業，開始受到擠壓，甚至後來出現智慧財產被盜竊的問題，這讓本來會為了中國利益遊說的企業集團，不再為中國遊說，甚至會反向遊說，在關稅與與智慧財產領域，要求美國政府採取對中國強硬的作法。
活動與談人陳方隅提問，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現在不惜犧牲經濟發展，也要維持國家「安全」，但中國現在面對各種經濟危機，難道中國不怕經濟崩盤，危害統治正當性，造成政治動亂嗎？
孔誥烽回應，「經濟崩潰會影響到政治」，其實是個迷思。近期2、30年歷史上，因為經濟崩潰而倒台的威權，其實是少數，像是委內瑞拉、俄羅斯、北韓等政權，在經濟崩潰之後，政府反而更兇狠、甚至更穩。因為經濟好的時候，會有一些有獨立經濟資源的企業家，成為對政權的威脅；只有在一些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國家，在經濟崩潰後，大家都會怪政府、並要求換政府，反而是極權的體制，經濟崩潰對它有利。
所以從習近平的角度來說，維持這個政權的安全與經濟崩潰其實沒有關係，當習近平從政權安全的角度出發，它不會在意經濟有多壞，只要控制得夠深，就沒問題了。
孔誥烽與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方隅與談。攝影：何宇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