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正義在威權時代結束後 30 年才起步，加上各種政治污名化，讓人不禁擔心好不容易開始的轉型正義工程，是否才萌芽就要死亡？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主席 Anna Kaminsky 上週（30日）來台參加研討會指出，轉型正義中加害者、受難者的記憶矛盾，以及缺乏「歷史記憶」的新世代對轉型正義的理解不足，都讓德國面臨更大挑戰。即使是被公認轉型正義模範生的德國，也在長達數十年的轉型過程中，經歷各種挫折與重新協商，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她勉勵轉型正義剛起步的台灣：「這是一場馬拉松，而非短跑衝刺。」
國家人權博物館於上週 10 月 30 至 31 日舉辦為期兩天的「臺德人權教育工作坊」，邀請德國轉型正義專家來台分享經驗。圖為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主席 Anna Kaminsky（圖片／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
1945 年戰後由蘇聯佔領的東德地區，在 1949 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由「德國社會統一黨」進行一黨獨裁，直到 1990 年兩德統一為止。1992 年和 1998 年間，德國成立兩個特別委員會調查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專制歷史和對德國的影響，並在委員會建議下，成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在國會授權下，基金會主動、多元討論統一社會黨的專制以及它對德國的永久影響，促進社會對統一社會黨的意識與持續討論。
轉型正義的兩面為難
Anna Kaminsky 指出，在轉型正義中，一部分未受影響的人及前統治者會替過去威權時代辯護。但另一方面政治受難者也期盼政府落實轉型正義以療癒傷口，如果期待沒有被滿足，更可能導致失望。
獨裁政權不只侵害了政治受難者，也損害了整個社會的信任感，也沒有人能確保這類的行為會不會反過來對自己不利。在獨裁政權中，有很多不同的群體都被歸類為「敵人」或「反對者」，因此受到迫害。Anna Kaminsky 認為，大多的人民，甚至加害者自己也知道這些事情即使合法，但卻是不對的。
Anna Kaminsky 表示，幾乎每個經歷過獨裁的社會，都能得到國家暴力無法僅透過法治處理的結論。受難者往往希望新的政權要實現正義，包括恢復名譽、提供實質以及道德的補償，且期望點出並處罰加害者。
但是，受害者卻總發現加害者不但沒受到懲罰，甚至過上比他們更加優渥的生活。這樣的事實不僅削弱了政治受難者對新正義的信心，也讓國家修復過去不正義的宣示打折，甚至有了「再度成為受害者」的感覺。
東德政府成立被稱為史塔西（Stasi）的國家安全部，以 25 萬名探員及 60 萬名線民形成天羅地網監控人民（圖片取自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手冊）
Anna Kaminsky 說，尤其受難者忍耐已久，他們希望尋求快速的改變及正義，也希望整個社會一同面對過去犯下的錯誤。但德國的經驗顯示，即使是轉型正義的模範生，也需要花上長達數十年緩慢的處理，且每一代都經歷各種挫折與重新協商。
Anna Kaminsky 認為，這些過去迫害的經驗並非「集體記憶」，轉型正義往往就會遭受巨大的政治及社會反對。且對於過去的記憶，通常是由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記憶所形塑。Anna Kaminsky 指出，尤其從近來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就可以看出，即使事實很明確，但每個人的觀點卻呈現出十分不同的詮釋。
在許多後獨裁的社會中，眾人對獨裁統治的記憶往往矛盾。Anna Kaminsky 表示，國家的暴力獨裁有時會被正當化為對其他群體的「保護」，那些反抗的人被歸類為罪犯或恐怖份子，極權政府並將他們「污名化」，以正當化自己的迫害。
Anna Kaminsky 說，過去的受難者要求伸張正義，卻直到今日仍被視為禁忌或被扭曲。那些沒有受影響的人，努力正當化或掩蓋過去，而真正的加害者也低調、保持沈默以明哲保身。
Anna Kaminsky 指出，轉型正義是否能成為主要議題或者落實，取決於接續的政權是否又為另一個不義政權、社會是否有意志面對過去的批判？以及牽涉過去威權歷史的參與者會不會重新執政以掩飾罪行或主導歷史的話語權。
世界各國如何做轉型正義？
Anna Kaminsky 分類，各國轉型正義的做法大致可分為四種。智利、南非採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獨裁期間的受難者與加害者並進行懲處、恢復名譽等工作。南非的案例至今仍被認為是典範。也有藉由法庭的執行對過去前後一致的處理，如：紐倫堡戰爭罪行法，或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盧安達與柬埔寨的國際法庭。
但也消極的案例，像是西班牙對內戰及內戰後佛朗哥獨裁政權、阿根廷處理 1938 年結束的軍事獨裁時採取「沈默協定」。Anna Kaminsky 解釋，這常常也伴隨「赦免」、大規模銷毀檔案與證據，這使日後的刑事追究變得不可能，讓轉型正義更加困難。對於歷史上的悲劇也一無所知，例如阿根廷曾發生三萬人下落不明的事件，受難者埋葬地點至今不明。
納粹德國奧斯威辛集中營，估計有 110 萬人在此被殺害。目前已改為紀念館，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替納粹大屠殺悲劇留下歷史見證（圖片來源：Wikimedia；作者：Michel Zacharz AKA Grippenn；授權條款：CC BY-SA 2.5）
隨著許多處理轉型正義的經驗指出，法律的處理不足以讓受難者有獲得正義的感覺。Anna Kaminsky 表示德國利用「重新評估委員會」處理，他們相信，轉型正義的範圍須遠超過司法定罪，讓這段歷史被記住且不要重蹈覆徹。包括超越社會的政治氛圍，讓提及加害者及其罪行成為可能，並讓受難者走出陰影。也要讓轉型正義成為學術研究與教學項目，並用檔案確保證據的使用形式。在社會教育方面則以紀念館、紀念碑或官方儀式等形式，承諾過去的威權歷史不被遺忘。
德國轉型正義的艱難：不溫飽讓人民開始「懷念」東德
德國堪稱轉型正義的世界「模範生」，但並不代表處理的過程一帆風順。Anna Kaminsky 分享，兩德統一後，共產主義被唾棄，但東德的人民在擺脫專制後，卻又很快覺得「理想破滅」。1990 年後，前東德人很難適應資本主義的社會，高失業率、技術人口大量遷移至德國西部等現象，都讓他們感到失望。這讓民眾開始懷念起過去獨裁政權時期，在工作與社會的「穩定」。他們認為，這些社會問題都出自統一，並非獨裁政權下的遺毒。
Anna Kaminsky 指出，現在也有越來越多德國人對「東德是獨裁政權」的看法持保留態度。根據最近民調，甚至有四成德國東部人認為現在的言論自由比以東德時期還差。
Anna Kaminsky 說，這些經驗讓他們忽略了心中嚮往的「東德」，是個將十萬人送進拘留營或監獄、約 20-25 萬名政治犯被判處共一百萬年徒刑、數十萬人因為不滿東德政府作為就遭迫害、數千人欲逃至西德卻被東德士兵槍擊的地方。
世世代代不被遺忘：「公共記憶」的重要性
Anna Kaminsky 指出，儘管藉由刑事訴訟以承認過去政權所犯下的系統性罪惡，對於加害者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實際被定罪的數量卻很低，查明真相與法律追究也時常逐漸停止。十萬件初步的訴訟案件中，僅有 750 件獲得審判， 最後也只有 40 件判被告有罪。
為了補償法律的不彰，Anna Kaminsky 表示在德國廣泛且被接受的做法是政府必須建立其他形式的道德修復，例如透過教育、立紀念碑、建博物館，使受難者可以保存他們的命運。
在德國，就有幾千個關於納粹罪行及其受難者的紀念館、超過九百個關於推倒共產政權的紀念碑、約 60 個關於集中營、秘密警察或監獄的紀念遺址。Anna Kaminsky 認為，尤其在沒有「公共記憶」的地方，建造公開且可見的標誌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