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激化歐美對抗中國　《華盛頓郵報》：全球不能被北京綁架，台灣應加入 WHO

武漢肺炎為世界帶來的浩劫，使得國際重新檢視現有的世界體系。國際媒體分析，歐美民主陣營與中國對抗的局勢，在疫情中，變得更加鮮明，無論是在國際組織之中、世界經濟、或是政府體制，中國代表的專制和美歐代表的民主自由都將更壁壘分明。《華盛頓郵報》則指出，防疫表現卓越的台灣應該成為世界的榜樣，卻因為中國作梗，長期被排除在世界體系之外，WHO 更是為了表現親中而污衊台灣，但疫情證明了，世界無法承受因中共的異想天開，而孤立台灣的代價。《華郵》更呼籲，世界公衛體系不能被北京綁架，台灣應該加入 WHO。

《華郵》：台灣應該成為國家的榜樣，卻因中國而處境艱難

《華盛頓郵報》指出，防疫表現優異、甚至能夠外援世界的台灣，應該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但擁有世上最好的衛生保健系統之一的台灣，卻在國際上一直處境艱難，既不是 WHO 的成員，也無法參與世衛大會的決策。造成這種糟糕情況的原因，就是中國。

曾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的專文作者 John Pomfret 解釋，從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之後，失去聯合國席次的台灣就不斷被孤立、不斷被中國逼迫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在 WHO 秘書長譚德塞指控台灣政府默許針對他個人的一連串死亡威脅和種族歧視羞辱後，台灣總統蔡英文駁回譚德塞的指控，並表示台灣「比任何人都了解被歧視和被孤立的感覺，因為多年來我們一直被全球組織排除在外」。

《華盛頓郵報》補充，譚德塞公開指控台灣，卻沒有提供任何相關細節。雖然譚德塞在台灣不是很受歡迎，但是沒有跡象表明台灣政府會支持針對他的任何種族歧視攻擊。

Pomfret 指出，如今歐洲議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公開承認台灣為抵抗武漢肺炎所做出的全球貢獻，美國國務院官員也與台灣流行病學專家及官員進行會談，美國官員更讚揚台灣捐贈美國上百萬片口罩。中國的反應，則是指責台灣從事「口罩外交」、「以疫謀獨」，WHO 官員也順從中國意願，拒絕回答記者有關台灣防疫的提問，WHO 助理總幹事 Bruce Aylward 甚至為此切斷視訊訪談的連線。譚德塞在新聞發佈會回應記者針對 WHO 道德提出質疑時，大肆抨擊台灣，則被 Pomfret 評論為「迄今為止的最佳親中表現」（gave its best pro-China performance yet）。

Pomfret 提到，蔡英文邀請譚德塞訪問台灣，但他認為真正應該要做的是，允許台灣重返世衛大會、加入 WHO。過去因為北京，台灣沒有主動參與世衛大會的權利；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異想天開，2300 萬台灣人被排除在世界公衛之外，這是世界無法承受的。《華盛頓郵報》強調，2001 年時，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 5 分鐘之後，台灣也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加入 WTO，因為美國和其他主要貿易國極為重視全球貿易體系，因此施加壓力，不讓北京亂來，不願讓北京綁架世界貿易，而武漢肺炎告訴世人，全球公衛同樣重要，同樣不能被北京綁架。

《紐時》投書：疫情將會帶來西方與中國政治矛盾的激化

《紐約時報》則刊登旅美中國評論家鄧聿文撰寫的評論表示，西方的民主體制和中國的專制體制，在抗疫中展現不同成果，儘管中國近期公布武漢肺炎確診數歸零被懷疑造假，但是西方世界的防疫表現，目前看來似乎不如中國，甚至讓中國自命全球防疫的「模範生」。

鄧聿文認為，雖然有人以韓國、台灣、香港有效控制疫情來反駁民主制度防疫能力不如專制國家的說法，但韓國也和中國一樣，採取密切追蹤感染個案的接觸者、全力清查新天地教徒等控制力強的手段，台灣和香港也有著東亞文化圈偏好大政府1、崇尚集體主義2、努力平衡自由、秩序與公民服從的特徵。而西方國家則重視自由更甚秩序，政府命令對民眾來說權威性不足，舉例來說，即使政府呼籲不要前往公共場所，但直到最近，很多國家的酒吧、公園、商場、健身房、海灘等地方仍然人潮聚集，這顯示西方政府更難以像中國一樣強力封城。

此外，西方國家政府必須在法律的授權下行使權力，並受到三權分立制度的制約，因此即使國家處於緊急狀態，仍然無法像中國一樣任意調度國家資源、命令企業全力生產防疫物資，而中國共產黨支部滲透社會各個角落，以「小區」為單位管理國民的情況，使得社區可以有效掌握疫情下的民眾生活，這些是西方國家做不到的。而且，西方國家也不可能像中國政府一樣，管制媒體、引導民眾，讓民眾「自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但是，鄧聿文提醒，即使專制中國看似應對突發公共危機的能力更強，但也不能以此證明專制優於民主。類似武漢肺炎造成的災難畢竟少有，而在人類歷史的常態社會中，自由民主政府往往比極權政府更能勝任救災，並且社會進步依靠的是自由和自由帶來的創新，這是在威權體制下難以做到的。專制體制也許能給人民帶來物質福利的改善和提高，但絕不可能帶給人民自由和人權。

因此，鄧聿文認為，中國會利用疫情來宣傳自己的專制體制和價值觀，讓其他半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對「中國模式」產生興趣，但是中國共產黨如果想利用武漢肺炎，將「中國模式」包裝成普世價值、塑造中國公開透明、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甚至藉此來和美國爭奪全球領導者的地位，無疑會受到強烈反彈。首先，中國是疫情首發國，儘管中國宣稱大力幫助國際社會，但已經激起西方國家不滿。如果中國真的「抗疫勝利」，很可能會使西方國家更加憤怒，而加大對中國的打擊。疫情的後果，將會帶來美國與中國、歐洲與中國政治矛盾的激化，美歐很可能聯手共抗中國，以中國目前的國力，將無法對抗西方世界聯手。

捷克媒體評論：專制與自由意識形態更加壁壘分明

捷克媒體組織 Project Syndicate 也在本月刊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 Dani Rodrik 的評論指出，集體主義色彩明顯的東亞國家與極權中國，展現與自由民主陣營的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抗疫成果，凸顯了專制與自由意識形態的不同與對抗。

Rodrik 表示，與西方相比，東亞國家如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政府透過嚴格的隔離政策，獲得較有效的控制。在這些國家，公民也普遍較信任政府，利於政府做出快速反應。

而中國也一如既往地採取資訊管制、加強社會控制和大規模的資源動員，同樣有極權色彩的土庫曼則禁止使用「新型冠狀病毒」這個詞、禁止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傾向威權主義的匈牙利總理 Orbán Viktor 則利用武漢肺炎危機來賦予自己更大（且沒有時間限制）的緊急權力，並用他的權力解散了議會。

Rodrik 認為，在武漢肺炎危機中，每個國家本身的政治特徵都更加強化，這些國家也更加強調自身的政治觀點。在之前，有人認為武漢肺炎危機會改變全球政治和經濟結構，但 Rodrik 表示，武漢肺炎危機將會加強現有的全球趨勢。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群，都很可能會在病毒災難中更加肯定自己的觀點。

Rodrik 說明，過去期望政府加強控制力的人們將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武漢肺炎危機證明自己的想法正確，而對政府抱持懷疑、譴責政府無能的人也會發現他們的觀點獲得證實；希望加強國際秩序的人也會更加相信，若是建立強大的國際公共衛生制度，將能夠抵擋疾病大流行，而追求強化個別國家自主權的人，則會明確指出像 WHO 這樣的國際組織有多麼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