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嚴網路監管替習近平2027第四任期鋪路：沒違法也能查，授權公安「事前預防介入」

【沃草】記者何宇軒報導

中國近期在不同領域都推出「強化監管」的法規，對社會各層面的管控全方位升級。在實體的國境方面，透過《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以下簡稱「出入境新規」），對中國認為「危害國家安全」（但認定標準不明）的人可以拒絕出入境；在虛擬的網路方面，則有《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讓公安可以在認定當事人有安全風險時，就預先介入處理。

這些新規定不但管控層面擴及「實體+虛擬」，法條細節如「危害國家安全」定義不明，管控方式也從傳統的「事後處罰」走向「事前預防」；當事人可能只是「有潛在觸法可能」，就會接到行政部門關切，進一步造成寒蟬效應與自我審查。

這些管控新法可能對人身安全與外資企業造成哪些影響？中國推出這些新法背後的目的，與美中科技戰等國際情勢有哪些連結？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明（2027）年即將迎來第四個任期，它又反映了共產黨政權怎樣的治理需求？

中國網路監管新規強調「事前預防」 管控對象由平台轉向個人

中國近期推出的收緊網路監管的法規與修法草案，分別是《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與《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以下合稱「網路監管新規」）。前者目前尚未正式通過；後者則於上（8）月公布，於下個（10）月1日生效。

《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主要規範網路平台、帳號、資訊內容、演算法及人工智慧服務，要求平台加強帳號身分核驗、保存相關網路紀錄，並建立網信、電信、公安等部門間的資訊共享、案件移送及聯合執法機制。

《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則進一步規範公安如何執行網路安全檢查，包括線上巡查、漏洞掃描及現場檢查，並可查閱、複製與檢查事項相關的資訊。兩者形成從平台及內容管理，到公安實際監督、調查與執法的網路治理體系，也使中國政府介入網路活動與個人資料的權力受到關注。

網路監管新規與過去規定的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一是從過去管控網路平台，擴展到使用者個人，第二個差異是讓公安可以更積極在「事前」就做檢測、預防。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譚偉恩 8 月 25 日在由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舉辦的「中國網路監管再擴張—公安權力進入個人資訊與網路活動」座談會中表示，網路監管新規規範的對象聚焦個人，背後透露的訊息，是中國在間接要求人民使用網路的方式必須要做調整。雖然人民可以用網路，但若使用的狀態與政府期待的不一致時，政府就可以透過這個新的規定，來追究人民不當使用網路的責任。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林子立說，從《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條文中可以看到，公安有權對企業的伺服器、雲端架構進行外部技術測試，這會讓在中國營運的台資與外籍企業，可能必須把網路與位於矽谷或台北的母公司斷開，避免技術外流以及意識形態審核。新法把內容審核與意識形態掛鈎，納入公安日常的檢查，可以想見這對於外資企業會造成多大的恐懼。

林子立說，這也會讓外資企業面臨兩難，例如公安要求台商、外商提供特定用戶員工的通訊紀錄或加密數據時，企業如果配合，可能違反台灣或歐盟的個資法，但若拒絕配合，就觸犯了中國的網路監管新規。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暉說，過去中國其實就已經有網路安全相關的檢查機制，但以前是內容審查，以平台管理為主要核心。到了未來，是往基礎設施，平台，數據，個人資訊，還有數位行為都做全面的「數位安全治理」。

台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浦釗則提到，網路監管新規把網路空間安全的風險隱患，列為公安介入的重要依據。公安可以進行線上巡查、漏洞掃描、遠程檢測等，可以在當事人還沒有構成犯罪以前採取措施，甚至可能進一步對組織或個人進行約談。公安不必等到犯罪或具體危害發生，只要他認定當事人存在安全風險就可以介入。

但問題是，誰來定義風險？判斷的標準是否具體、清楚？當事人能否提出有效的異議？顯然在中國的國家安全這樣至高無上的目標下，範圍非常廣泛，行政機關擁有非常大的裁量空間。對民眾來說，風險往往不是法條所列出的禁止行為，而在於公安單位如何解釋什麼是風險隱患。

洪浦釗認為，這就會影響到兩岸資訊的流通與交流環境。過去在學術上，例如兩岸學生與學者的交流、商務往來、台灣媒體採訪，還有民間旅遊等活動所接觸到的研究資料、工作文件、通訊紀錄以及合作名單，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政治解讀，而有涉入犯罪的風險，當事人也沒辦法確認哪些資料會引來調查。

有人可能會覺得刪除資料、換一支新手機就安全了，但他也聽到台商朋友說，如果拿新的手機，反而會被公安質疑是不是心虛？當交流者無法辨識風險時，一定會開始自我審查。這個法律不一定能夠對當事人執行法律上的追究，但只要先讓當事人做自我審查，就已經達到目的了。

現實與虛擬都難逃中國控制　以國安為由緊縮出境入境、網路監管

除了加強監管虛擬的網路空間，中國同時也對實體國境加強管控，於 9 月 15 日實施《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撰文指出，出入境新規最明顯的特色是將出入境管理範疇提高，包括「組織或者協助他人從事跨境違法犯罪活動」或是「危害國家安全、利益或者擾亂出境入境管理秩序的其他行為」都可以拒絕出入境，但何謂「危害國家安全、利益」，並無明確的實施細則。

蔡文軒也提到，法條指出，中國公民若在境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回國後可能 3 年以內不准出境。這邊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定義仍然不明。

網路監管新規加上出入境新規，就是一套「虛實結合」的全面管控。洪浦釗說，出入境新規管的是現實、網路監管新規管的是虛擬。把這兩樣放在一起看，就是中國的國家安全治理已經跨越現實與虛擬的空間，把人員跨境的移動、資料及相關電子數據都併在一起管理。

對於產業的影響，林子立提到，因為台灣的資通訊產業，在中國仍有大規模投資，這些台灣企業如何因應這一部法律，不僅關乎台灣的國安、台灣企業的出路，還有全球供應鏈，以及與對中國的競爭。

特殊國安措施成日常治理　香港已成中國緊縮社會控制重災區

或許有人會認為，中國這套新法因為才剛實施，難以想像成效，但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執行長蕭督圜分析，現在香港的情況，可以作為參考。

他說，過去這幾年，北京在執行它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尤其是在 2019 年的反送中之後，可以看到香港的國安治理已經散布到各領域。包括 2020 年的香港國安法，2024 年的《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香港國安條例），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如何進一步去管制網路空間，甚至可以看到它已經從過去這些特殊的國安措施，慢慢轉向成為一種日常的治理。

蕭督圜舉例，2025 年香港政府推出《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它除了網路資源，也把關於金融、交通、通訊這些關鍵基礎設施的電腦系統，全部納入安全治理的範圍裡，這呈現出中國把它在中國內部甚至港澳地區的網路、數據、資訊，甚至平台責任，與國家安全整合，成為一套非常完整的數位國家安全治理體系。

此外，中國也透過《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反間諜法》以及這一次的《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把過去散置在不同領域裡的相關法規做整合，甚至授權給公安機關，可以進行諮詢、檢查、約談的完整行政監督體系。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法、網路監管新規：替習近平 2027 第四任期鋪路

從中國獨裁體制治理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國這一波修法背後的意義？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認為，習近平要在明年召開的中共第二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一大）之後，展開他史無前例的第四個任期1，具有非常高的政治敏感性，所以用這幾部法律去鋪墊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氛圍。包括先前的《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及近期的網路監管新規，都是要求服從共產黨的領導、信仰社會主義，這些法律都是為了要鞏固中共政權與習近平領導而設立的。

林子立則從國際關係出發，認為中國是在回應美國帶來的科技戰；當中國自己不斷在蒸餾2美國的大型語言模型時，中國透過具有高度針對性的新法，避免美國反過來用中國蒸餾的方法反制中國。中國要築起自己的技術防禦高牆，嚴防中國自己核心的技術與研發資料，外洩到美國的企業，也避免自己的人才外流到美國，甚至是被美國的 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國中央情報局）吸收。

此外像是出入境新規，管制對象也包含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或是對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人員限制出境，這是明確針對中國自己的高科技人才與研發主管。

林子立也提到，中國將制裁的對象轉向個人，就不需要大費周章地去封殺整個企業，可以避免傷害到中國自己的經濟。從人質外交的角度，中國只需要對個人處以行政拘留，再搭配禁止出境，就能成為在科技戰談判桌上的籌碼。

譚偉恩則提醒，中國可以藉由創造出某種「例外」，用來撕裂台灣社會。當有人去中國，或是在網路上發表某些言論不會有事，可是另外一群台灣人卻出事時，正是中國刻意要創造出「我去中國就沒事，你去就有事，所以到底是你自己的問題，還是法律的問題？」的爭議，把責任歸咎於當事人。

譚偉恩說，由於台灣民主社會的環境，能夠允許有這樣的討論空間，但中國就會加以利用，讓台灣自己去辯證、消耗，看台灣民主韌性的抗壓性有多大，那台灣所承受的風險，或受到的損害，也就在無形中變大。

政府應歸納高風險案例 針對不同身分提出赴中國風險指引

對於政府的因應，洪浦釗建議，政府應該依照相關不同的身分，例如旅遊、工作、投資、求學、研究及交流，提供不同的風險指引。對於數位安全也要提出具體的建議，包括哪些設備、資料，甚至是工作文件不宜隨身攜帶，還有雲端帳號會面臨的風險。政府也應該整理國人遭盤查、檢查設備、約談、拘留或限制出境的案例，建立通報，並提供法律諮詢及家屬支援的機制。

累積這些案例後，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進一步判斷，哪些身分、議題與行為具有高風險。此外，也要把這些中國透過法律擴張公安權力的行為、案例，向國際揭露，提供國際媒體、人權組織跟各國政府與相關的學術機構了解，讓國際社會看清楚中國法律背後的威權治理樣態。

沈有忠回應，目前他們正在做跨境（國）鎮壓的風險指引，至於網路的風險指引，陸委會也會跟相關部門，例如數位發展部或其他部會，來進一步合作，包括公務員，特定宗教人士等高風險人員，或是與國家關鍵基礎設施、AI、半導體相關的從業人員，也會進一步去提升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