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設立三週年，目前已認定 8 個國民黨附隨組織、處分應收歸國有金額高達 688 億，不過目前全數卡在行政法院內，面臨法官對轉型正義理解的挑戰。黨產會專任委員、律師孫斌上週（24日）出席座談，針對他國黨產處理和台灣做比較指出，對比波蘭、捷克因共產瓦解而做轉型正義的國家，因為實施共產制度，他們的問題在於該還給誰或如何利用。但台灣的困難卻更前端，得先證明錢是「不義之財」，因為台灣一直是私有財產制，但威權時期國民黨私下「國庫通黨庫」，導致現在國民黨還能主張：錢是他們靠自己的努力、聰明才智賺來的，不認帳應返還不當黨產，讓轉型正義卡關。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專任委員兼發言人、律師孫斌（攝影／廖昱涵）
黨產會上週末舉辦「被共享的經濟：不當黨產在台灣」特展，邀請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施富盛、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專任委員孫斌、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針對探討他國黨產處理和台灣的比較，進行專題座談。
台灣不當黨產難題：不認帳、行政法院擱置處分
孫斌指出，波蘭、捷克都是處於共產瓦解的「後共產」模式，由於共產國家要求人民交出財產，讓國家公社統一經營的「黨國不分」模式，所以共產黨解散後，沒有人會再出來主張這些黨產是我的，反而是有財產本身就是件有問題的事情。所以他們面臨一堆錢要怎麼還給人民的困難。
他再進一步比較，由於捷克實施財產集中較全面，導致「還黨產」成為政府迫切的問題。捷克有立專法處理，但因共產實施將近 50 年，要找到原物主很難，當時以「消費券」處理，讓民眾用券認領國營事業股份，是種還財於全民、均分的概念。
展場展出黨產會三年所做出的行政處分（攝影／廖昱涵）
對比波蘭、捷克的狀況，孫斌無奈指出「他們面臨的問題，我們都還沒有面臨到」，台灣的問題在前端，要證明錢是「不義之財」就是項大工程。他解釋，這純粹是政治制度使然，因為台灣不是共產國家，又是私有財產制，不過當時國民黨私下卻是黨國合一，讓「國庫通黨庫」。所以現在國民黨可以輕易的說：「這些錢是我自己賺來的、靠努力聰明才智賺來的，為何是不義之財？怎麼可以拿走？」
此外，目前黨產會的各種行政處分也都卡在行政法院。
孫斌指出，追討不當黨產大概可以分兩種模式：第一是由行政機關做行政調查，並做出行政處分，命令政黨交出不當黨產，不服氣者可以提行政訴訟；第二種是調查後直接到法院提告，由法官定奪。
「不論哪種模式，法官的心態都是重點」，孫斌表示現在黨產會的行政訴訟都被卡，這在行政機關是很怪的。因為行政法院一向被譏為「敗訴法院」，意即人民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的敗訴率極高，約高達 94 %，但這劇情套在黨產會上卻又完全不一樣。孫斌說，通常律師接到機關的行政訴訟案都會很開心，代表幾乎穩贏，但黨產會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孫斌認為，行政法院法官甚至有資深公務員轉任的例子，這些人可能長期服膺威權、習慣成為聽話的人，縱使不一定是所謂「Kmter」，但他某程度長期處在覺得「威權沒什麼」的思考架構下。
他們會覺得民主轉型都 30 年了、「現在好好的幹嘛管？」、「東西不臭你幹嘛硬要翻翻攪攪，讓他臭味飄出來？」曾有法院的裁定寫到：「即使處分被停止執行，也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的時間向後移動」，這忽視「時間是轉型正義的最大敵人」的概念，證據等調查基礎隨著時間推移都將更難取得或證明。婦聯會傳出 170 箱資料遭銷毀的例子更應證此說。
陳俊宏：黨國教育下 台灣人還是習慣當選民而非公民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也有感而發，他說黨國體制對我們影響還是很深，像「經濟 100 分、政治 0 分」就是非常威權的說法，要你不要談政治，但陳俊宏認為「去政治化就是最政治化」的行為。導致年輕一輩甚至對威權歷史所知甚少，很多學校、家長還認為到國家人權博物館這些地方去認識歷史是不好的。
展場展出婦聯會收取勞軍捐收據。當時廠商於非民生必需品進口貨物辦理結匯時，在沒有法源依據下，每結匯一美元需「自動捐款」部分金額給國家。款項給了婦聯會、軍人之友社或其他國民黨指定團體。攝影／廖昱涵）
陳俊宏認為，雖然警總消失，但是大家心中的「小警總」還在，沒有因民主化消失。「台灣人還是習慣當選民，不是當公民」，以為每四年投票可以改變政治，幾年後覺得失望、沒用，就政治冷漠不參與，但其實「政治冷漠」才是最大的民主敵人！
孫斌也理解，不可能通過個《黨產條例》，大家就能迅速轉變思想。只能期待將來法官會有足夠資訊，理解到過去黨國或威權的不當，體認到追回不當黨產是民主化的必要過程，而能對黨產會的處分做出適當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