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以自己在羅馬尼亞被監控的經驗，出版《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分享獨裁國家監控體系的運作。作者歷經獨裁政權一年的嚴密監控，檔案中的她成為連自己都不認識的「資深 CIA 情報員」，甚至自我懷疑：「我真的是檔案裡面那個邪惡的人嗎？」前促轉會委員、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指出，作者在羅馬尼亞被監控一年，獲釋回美國後整整做惡夢兩年，甚至對身邊的人多疑、猜忌，令人無法想像，一生都活在監控下的政治受難者怎麼生活？
書中最經典的照片，就是作者更衣被偷拍下來的一幕。作者認為由情治單位揭露，會令人更不堪，不如由自己揭露（攝影／廖昱涵）
台灣制憲基金會、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上（8）月 17 日舉辦，《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讀書會講座。由彭仁郁及知名人權運動者艾琳達導讀。
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在共產統治的羅馬尼亞，從事田野調查，卻被當成西方世界的情報人員，遭到許多線民、祕密警察和國安局的監控。《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一書，紀錄她如何透過閱讀監控檔案、訪談監控者，從當事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轉換中，整理出國家監控體系如何運作。
艾琳達引述作者分析，當時羅馬尼亞成年人，30 個人有一個線民，以當時約有 2000 萬人推估，全國約有接近 50 萬線民。
彭仁郁指出，作者一直以來其實知道被監控，但她誤以為自己成功的避開了。作者在政治檔案開放多年後，遲至 2006 年才去調閱自己 2700 多頁檔案，並為此買了一個大行李箱拖回美國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前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攝影／廖昱涵）
彭仁郁指出，作者看完檔案，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真的是檔案裡面那個邪惡的人嗎？」這樣的想法突然在腦中迴盪。當然自認不是，但在秘密警察或線民的眼中，卻又被塑造成恐怖的人，會對自我懷疑，突然不認識自己。
當時的羅馬尼亞政府用大陣仗對付作者，認為她是非常資深的 CIA 情報員，導致她身邊只有兩種人：監視者、因他被監視者，不知道誰是「乾淨的」，越是親密的關係，越可能被逼迫成為線民。像是被作者親密喚做「阿公」的房東，也是被秘密警察安排好的線民。
彭仁郁也說，當知道有人因為你受牽連，之前只是會隱約察覺到，但當確實看到檔案，作者發現不只自己被監控，也害朋友被監控，甚至有有人被監控到連優渥的工作都丟了、被迫逃亡。讓她自我懷疑是否也成為了「加害者」？
被「塑造」的敵人
彭仁郁指出，很多人以為監控檔案上面都是真相，應全面開放，但作者提醒我們：「一份秘密警察的檔案，反映國家創造一個人的痕跡，在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負責這個工作的是國安局。在讀了我的檔案後，我開始能明白國安局把我塑造成一個間諜，和我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民族學家的過程是互相影響的。我們都在追求錨定，讓我們可以定義和歸類我們的研究對象。」
秘密警察和人類學家的工作都是要針對人進行分類，但不一樣之處在於，秘密警察就是要把你塑造成敵人，一旦「懷疑」發生，就會繼續往這個方向前進。但人類學家則被訓練成，要推翻自己、不斷要去反思，不認為自己終究是知道真相的。
透過比對監控檔案，作者也懷疑，秘密警察真的是「為國效忠」嗎？彭仁郁指出，作者同時間被 3 個單位監控，但寫出來的報告卻都不太一樣，展現了情治體系背後的互相爭奪地位：「（統治者）的疑神疑鬼，讓國安局可以大展拳腳，而他們也盡情利用這個機會，我們應該謹記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安局（還有它的各個分支）都是和統治體系中其他機構不斷爭奪地位的，任何可以讓他們擴張權力的機會，他們都求之不得，所以像我這種充當豐富『敵人』潛力的人，可以增加他們的重要性。」
作者指出，情治單位是要幫國家揪出異議者，但他們也需要叛亂犯的存在去彰顯其重要性，以便在複雜的政權體系中取得資源。彭仁郁說，相同的情節也在臺灣的情治單位上演，會看到很多原本情報單位一員也變成受難者，這就是出於內部角力，而且往往後果非常嚴重，大多都以槍決收場。
威權體制蓄意塑造的加害、被害灰色地帶
彭仁郁指出，本書最痛苦的過程，莫過於作者親自找上當線民的摯友，以及情治單位的軍官，試圖去理解當時的過程。
知名人權運動者艾琳達（攝影／廖昱涵）
尤其作者的朋友瑪莉安娜，由於兩人互有情愫，也成為本書最戲劇化的一個篇章。彭仁郁指出，瑪莉安娜本來躲著作者，後來才終於見面並坦言是線民。作者也成功做到人類學家的同理角色，安慰對方：「妳太辛苦了。」但沒想到此話一出，瑪莉安娜就指責作者：「妳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樣的回答，讓作者完全震驚、無法思考：「為什麼明明是她告我密，卻反過來是我傷害她？」
作者不禁感嘆，威權監控體系，讓一切的人際情感都變得很糾結：「國安局翻轉了正面情感，讓我因為深愛我的朋友，但沒有好好保護他們而內疚。瑪莉安娜差點脫口而出的話是，我因為想和她在一起而傷害了她，我對她的情感讓她變成他不想成為的人：線民。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覺得這指使她在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雖然有一部分確實是如此），這也是國安局蓄意製造的結果。」
不過彭仁郁認為，這之中有個灰色地帶，意即加害者是真的是被逼迫沒錯，但也要去正視真的有人因此被傷害的事實。她認為，加害者不是完全進入一個受害者的角色，認為那些都不關自己的事，而是必須要讓事情的「複雜性」呈現出來。
對於身為體系的一份子，即使出發點是善意、捍衛想像中的國族，但彭仁郁認為，道義上作為參與者，應該要把事情分享出來，不要再讓真相成為受害者的夢魘。光是說出來，就對受害者或其家屬就是種解脫。
要讓加害者願意說話，並不容易，但作者怎麼讓當時情報體制的軍官和她見面？彭仁郁說，作者打電話約訪被掛，最後就拿一束花親自去拜訪，對方就開門讓她上去了。這聽起來不可思議的簡單，但其實是拜羅馬尼亞的傳統文化之賜，若對方拿花來拜訪，代表不是敵人，基於這種善意一定要開門。
「臺灣的『花』又是什麼？」彭仁郁直言，現在臺灣現在的氛圍，要對話很困難、急著選邊站，這樣真的有辦法去討論轉型正義複雜的真相嗎？她認為，轉型正義做得不細緻，對心理層面其實影響很大，不只是揪出加害者就好，而是當加害者、受害者的人際關係都在我們生活裡面，我們準備好接納這個創傷了嗎？目前的這種無法對話本身，可能就是種威權遺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