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學家遭羅馬尼亞獨裁政權監控 他們說我是間諜檔案裡的邪惡之人是我嗎

作者
廖昱涵
發佈時間9/13/2022, 9:40:27 AM
最後更新9/13/2022, 9:51:58 AM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以自己在羅馬尼亞被監控的經驗,出版《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分享獨裁國家監控體系的運作。作者歷經獨裁政權一年的嚴密監控,檔案中的她成為連自己都不認識的「資深 CIA 情報員」,甚至自我懷疑:「我真的是檔案裡面那個邪惡的人嗎?」前促轉會委員、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指出,作者在羅馬尼亞被監控一年,獲釋回美國後整整做惡夢兩年,甚至對身邊的人多疑、猜忌,令人無法想像,一生都活在監控下的政治受難者怎麼生活?

書中最經典的照片,就是作者更衣被偷拍下來的一幕。作者認為由情治單位揭露,會令人更不堪,不如由自己揭露(攝影/廖昱涵)

書中最經典的照片,就是作者更衣被偷拍下來的一幕。作者認為由情治單位揭露,會令人更不堪,不如由自己揭露(攝影/廖昱涵)

台灣制憲基金會、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上(8)月 17 日舉辦,《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讀書會講座。由彭仁郁及知名人權運動者艾琳達導讀。

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在共產統治的羅馬尼亞,從事田野調查,卻被當成西方世界的情報人員,遭到許多線民、祕密警察和國安局的監控。《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一書,紀錄她如何透過閱讀監控檔案、訪談監控者,從當事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轉換中,整理出國家監控體系如何運作。

艾琳達引述作者分析,當時羅馬尼亞成年人,30 個人有一個線民,以當時約有 2000 萬人推估,全國約有接近 50 萬線民

彭仁郁指出,作者一直以來其實知道被監控,但她誤以為自己成功的避開了。作者在政治檔案開放多年後,遲至 2006 年才去調閱自己 2700 多頁檔案,並為此買了一個大行李箱拖回美國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前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攝影/廖昱涵)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前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攝影/廖昱涵)

彭仁郁指出,作者看完檔案,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真的是檔案裡面那個邪惡的人嗎?」這樣的想法突然在腦中迴盪。當然自認不是,但在秘密警察或線民的眼中,卻又被塑造成恐怖的人,會對自我懷疑,突然不認識自己。

當時的羅馬尼亞政府用大陣仗對付作者,認為她是非常資深的 CIA 情報員,導致她身邊只有兩種人:監視者、因他被監視者,不知道誰是「乾淨的」,越是親密的關係,越可能被逼迫成為線民。像是被作者親密喚做「阿公」的房東,也是被秘密警察安排好的線民。

彭仁郁也說,當知道有人因為你受牽連,之前只是會隱約察覺到,但當確實看到檔案,作者發現不只自己被監控,也害朋友被監控,甚至有有人被監控到連優渥的工作都丟了、被迫逃亡。讓她自我懷疑是否也成為了「加害者」?

被「塑造」的敵人

彭仁郁指出,很多人以為監控檔案上面都是真相,應全面開放,但作者提醒我們:「一份秘密警察的檔案,反映國家創造一個人的痕跡,在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負責這個工作的是國安局。在讀了我的檔案後,我開始能明白國安局把我塑造成一個間諜,和我把自己塑造為一個民族學家的過程是互相影響的。我們都在追求錨定,讓我們可以定義和歸類我們的研究對象。」

秘密警察和人類學家的工作都是要針對人進行分類,但不一樣之處在於,秘密警察就是要把你塑造成敵人,一旦「懷疑」發生,就會繼續往這個方向前進。但人類學家則被訓練成,要推翻自己、不斷要去反思,不認為自己終究是知道真相的。

透過比對監控檔案,作者也懷疑,秘密警察真的是「為國效忠」嗎?彭仁郁指出,作者同時間被 3 個單位監控,但寫出來的報告卻都不太一樣,展現了情治體系背後的互相爭奪地位:「(統治者)的疑神疑鬼,讓國安局可以大展拳腳,而他們也盡情利用這個機會,我們應該謹記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安局(還有它的各個分支)都是和統治體系中其他機構不斷爭奪地位的,任何可以讓他們擴張權力的機會,他們都求之不得,所以像我這種充當豐富『敵人』潛力的人,可以增加他們的重要性。」

作者指出,情治單位是要幫國家揪出異議者,但他們也需要叛亂犯的存在去彰顯其重要性,以便在複雜的政權體系中取得資源。彭仁郁說,相同的情節也在臺灣的情治單位上演,會看到很多原本情報單位一員也變成受難者,這就是出於內部角力,而且往往後果非常嚴重,大多都以槍決收場。

威權體制蓄意塑造的加害、被害灰色地帶

彭仁郁指出,本書最痛苦的過程,莫過於作者親自找上當線民的摯友,以及情治單位的軍官,試圖去理解當時的過程。

知名人權運動者艾琳達(攝影/廖昱涵)

知名人權運動者艾琳達(攝影/廖昱涵)

尤其作者的朋友瑪莉安娜,由於兩人互有情愫,也成為本書最戲劇化的一個篇章。彭仁郁指出,瑪莉安娜本來躲著作者,後來才終於見面並坦言是線民。作者也成功做到人類學家的同理角色,安慰對方:「妳太辛苦了。」但沒想到此話一出,瑪莉安娜就指責作者:「妳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樣的回答,讓作者完全震驚、無法思考:「為什麼明明是她告我密,卻反過來是我傷害她?」

作者不禁感嘆,威權監控體系,讓一切的人際情感都變得很糾結:「國安局翻轉了正面情感,讓我因為深愛我的朋友,但沒有好好保護他們而內疚。瑪莉安娜差點脫口而出的話是,我因為想和她在一起而傷害了她,我對她的情感讓她變成他不想成為的人:線民。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覺得這指使她在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雖然有一部分確實是如此),這也是國安局蓄意製造的結果。」

不過彭仁郁認為,這之中有個灰色地帶,意即加害者是真的是被逼迫沒錯,但也要去正視真的有人因此被傷害的事實。她認為,加害者不是完全進入一個受害者的角色,認為那些都不關自己的事,而是必須要讓事情的「複雜性」呈現出來。

對於身為體系的一份子,即使出發點是善意、捍衛想像中的國族,但彭仁郁認為,道義上作為參與者,應該要把事情分享出來,不要再讓真相成為受害者的夢魘。光是說出來,就對受害者或其家屬就是種解脫。

要讓加害者願意說話,並不容易,但作者怎麼讓當時情報體制的軍官和她見面?彭仁郁說,作者打電話約訪被掛,最後就拿一束花親自去拜訪,對方就開門讓她上去了。這聽起來不可思議的簡單,但其實是拜羅馬尼亞的傳統文化之賜,若對方拿花來拜訪,代表不是敵人,基於這種善意一定要開門。

「臺灣的『花』又是什麼?」彭仁郁直言,現在臺灣現在的氛圍,要對話很困難、急著選邊站,這樣真的有辦法去討論轉型正義複雜的真相嗎?她認為,轉型正義做得不細緻,對心理層面其實影響很大,不只是揪出加害者就好,而是當加害者、受害者的人際關係都在我們生活裡面,我們準備好接納這個創傷了嗎?目前的這種無法對話本身,可能就是種威權遺緒之一。

註解

  1. 根據促轉會委託的《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報告,調查局於 1980 年代在全國佈建的線民總數超過 3 萬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