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學者彭仁郁回顧白色恐怖：為社會修復過去，為未來做出正確選擇

沃草於今（2024）年初推出台灣人該如何應對戰爭危機 的《積極行動指南》，並舉辦〈你的我的他的，積極行動〉系列講座，邀請不同領域的主講人，分享自己守護台灣的方式。 第四場〈那些白色恐怖教會我的事：政治暴力創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邀請長期研究政治暴力創傷與療癒的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老師，分享自己身兼人類學研究者與臨床精神分析師兩種身份，如何從中理解、研究政治暴力帶來的個人、家族、社會傷痕，以及我們未來萬一需要面對政治暴力時能夠如何抵抗及應對。

活動的開場，彭仁郁老師先介紹他自 2018 年進入促轉會到現在，對於轉型正義這個主題已經演講不下數百場，在大大小小的場合中談過「轉型正義」，然而，在目前的討論中，卻還沒針對「精神暴力」有比較完整且深入的討論。

彭仁郁在開場時詢問現場觀眾，是否聽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是「昨日台灣，今日香港」，又是否贊成這樣的觀點？他接著提醒，許多台灣人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其實極權暴力早就曾經在台灣發生過，而創傷效應影響了好幾代台灣人，至今仍是現在進行式。目前在香港正在發生的政治暴力，與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白色恐怖有相當多可以類比的地方。此外，當今統治者擁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力量，可以施行的暴力形式也愈來愈細緻。那麼，台灣曾經經歷過的政治暴力樣態有哪些呢？

彭仁郁指出，政治暴力在台灣的顯性樣態，就像是二二八事件，而隱性樣態，就是長達三十餘年的白色恐怖時代。統治者使用的政治暴力手段，包含軍隊血腥鎮壓、酷刑、心理操控、不法審判、屈打成招、竄改判決，以及刻意製造污名、毀損人格形象還有連坐法等方式。而這不但會對政治暴力受難者帶來立即或一生難以擺脫的嚴重傷害，也造成非當事者的連帶壓力，包括目睹暴力的驚恐與罪惡感，或是讓受害者及其親友、家族失去社會性連結，陷入極度孤立。

有受難者自陳在嚴刑逼供及心理威脅下說出其他人的名字，又或是即使出獄後也遭受嚴密的監視，時常搬家，除了自己之外，家人也連帶難以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等。這樣的受苦經驗不只在當事人身上留下身、心及關係中留下烙印，也造成政治犯、家屬的「代間創傷」，更大的影響則是讓整體社會產生族群內部的怨恨與撕裂，需要更長的時間以及更多的努力修復及彌補。

經歷過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的歷史，現在的我們終於可以透過國家轉型正義機制及政治創傷療癒議題的討論，重建整體社會的信任關係，事實上，轉型正義集體工程，是強化社會心理防禦機制，對抗集權暴力威脅的必要作為。彭仁郁指出，轉型正義工程走到現在，許多質疑的聲音表示「已經賠償受害者，轉型正義完成了吧」。

然而，轉型正義工程隨然已經上路，仍有許多工作待完成，例如已經進行中或告一段落的撤銷受難者罪名、物質賠償，試圖還給受難者公道之外，如開放與研究政治檔案，重建歷史真相，標識不義遺址，威權象徵處置等工作，都才剛起步。此外，識別加害者，追究加害者責任的工作，則遙遙落後於前述各個任務。彭仁郁指出轉型正義國家工程還能為台灣帶來更多的正面影響在於，拒絕黑白二元的標籤對立，進而在其中重建集體的價值體系：確認台灣是一個捍衛自由人權的民主法治社會，作為集體的一份子，我們都能認同這些核心價值，並且願意一起守護它。

沃草營運長洪國鈞也分享，在製作白色恐怖專題時，發現加害者也可能兼具受害者的多重身份。像是曾經是戒嚴時期判死刑數量第三多，官拜少將的軍法官范明，只因為一次判刑不夠重，不合上級的意，不但斷送官途，還差點坐牢。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轉變在整體政權統治下，只在統治者的一念之間。

前來參與活動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分享自身遭受中國政治暴力的經驗。「很多人說兩岸需要很多民間交流，我想說你們做的民間交流有我做的多嗎？」李明哲也提醒，轉型正義很多時候著重在受難者的故事，但這常常會讓人覺得「已經有補償，該結束了吧！」，並接著指出，「不要忘記在歷史中，還有其他人的存在」，以此強調加害者和反抗英雄的故事也該包含在轉型正義的整體敘事之中。

在活動接近尾聲的時候，彭仁郁表示，談論轉型正義、政治暴力，可以先從認識自己家鄉的歷史案件開始，並思考「如果我們是生活在當時這個政權底下的人，我們能逃開嗎？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彭仁郁總結道，事實上，轉型正義引發的重要反思是，「他們就是我們！」，政治暴力壓迫的歷史脈絡非常複雜，最重要的學習在於如何拒絕進入黑白二元的價值對立，「當轉型正義真相重建的工作，使得歷史中不同位置的人們的樣貌越來越立體，就如同質問著當下的我們，在那樣的壓迫情境下，將如何做選擇？如何為自己在意的人們，為我們的未來，做出正確的決定？」